一块光伏组件退役之后，要经过拆卸、运输和处理三个环节。在直观的印象中，难度最大的环节肯定是最后一个，即进入工厂之后的回收环节，因为这部分对技术要求最高。但在中国，除了处理环节，运输环节其实也充满挑战。

　　2010年之后，国内光伏产业出现过两次快速增长。第一次出现在2012～2013年，为了应对欧美“双反”，多部委联合出台多项支持光伏产业的政策，此后一年多，光伏新增装机量增长近10倍，且90%以上为地面电站。第二次出现2016～2017年，由于组件价格下降、扶持力度增加，国内的分布式光伏快速发展，全年装机同比增长3.7倍。

　　集中上马就意味着扎堆退役。对于2016～2017年大规模安装的分布式光伏来说，产品转化率高、质量较好，且可以参考欧洲、日本等地丰富的分布式光伏回收经验，退役时即便带来一些问题，但影响可能也会较小。

　　而2012～2013年这批则不然。由于光伏组件推出较早，技术水平相对较弱，且主要应用在西部电站中，在全球范围都很难找到类似的回收先例。更重要的是，这批组件将率先退役，因此，亟需探索出中国式的回收模式。

　　有人曾提出过一种思路，即由光伏企业自己处理，但这种“谁的孩子谁抱走”的模式并不被看好，原因有二：

　　一是从回报上看，企业处理非常不划算。一块光伏组件回收后，最大的价值体现在其中的金属部分，但可以回收的金属非常有限，且回收投入较大。如果投入与产出不匹配，企业就不可能产生太大的动力；

　　二是从条件上看，组件处理需要置办设备，加派人力。即便企业有足够的生产能力和技术储备，但一个客观的现实是，国内光伏组件的生产线主要集中于中东部，很少位于西部。如果要处理，每家企业不仅需要重新添置生产线，而且要支付不菲的物流费，这必然会减少光伏企业参与后处理的热情。

　　既然分散处理、远距离运输难以实现，相对可行的办法应该是集中处理和就近原则。

　　以甘肃省为例，退役光伏组件可以由专业机构进行收集，并根据产品的类型、破损的程度统一运至一个或几个处理点，根据不同特点进行不同方式的集中处理。而企业则可以参照PV CYCLE的模式，以出资的形式参与后处理，让“专业人做专业事”，或将会产生更好的效果，以及更大的效益。

　　官方搭台，企业参与

　　新兴领域的技术往往分为两种：通用技术和私有技术。

　　在行业发展前期，通用技术需要先行出现。但就像平地起高楼，通用技术的研发投入大、风险高，且成果可能不会被一家企业独享。所以，企业往往不愿去做通用技术的研究。一旦出现这种情况，政府就要出面，先行搭建平台，通过合理的激励机制吸引参与者，进而研发出通用技术。

　　对于国内光伏回收，目前尚未看到通用技术方面的突破，因此，要实现“专业人做专业事”，需要政府率先发力，为组件回收搭建一个平台，并让企业充分参与进来。

　　首先，政策和标准将是这个平台的基础。

　　众所周知，光伏行业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国家政策的强力推动。但当下，国内尚未出现专门针对光伏组件回收再利用的强制性政策，同时，专门的光伏组件回收机构也处于空白状态。另外，与组件回收相关的标准并不全面，仅有的一本国家标准《晶体硅组件回收再利用通用技术要求》在2017年9月刚刚推出，而与薄膜回收相关的标准尚未完成。因此，尽快制定相关政策和标准是第一步。

　　其次，需要寻找到可持续的运作模式。

　　这里所说的可持续，主要是让回收机构拥有造血能力。在这方面，欧洲的经验是成立非营利性组织，并从企业身上获得资本——无论是PV CYCLE，还是另一家组织欧洲太阳能(3.620, 0.03, 0.84%)再循环中心（CERES），两者都是吸纳光伏组件生产商做会员，进而通过收取会员费，以维持自身的运作。而美国光伏企业FirstSolar的经验则是建立第三方基金，由专业金融机构进行运作，并以此支持后处理工作。但两种模式的共同点，就是让企业成为主要参与

　　再次，倡导加强“生产者责任”制度。

　　在家电领域，有一种提法叫“生产者责任”，即生产企业不仅要在产品的生产过程之中负责，还要将其延伸到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特别是废弃后的回收和处置。在欧洲和日本的光伏行业，企业对生产者责任的落实与政府强制性规定有一定关联，但更重要的是，很多企业已经将其内化为自身的一部分。正因如此，它在生产和设计的过程中，往往会考虑如何处置、如何回收，而这种提前参与，无疑将有助于最终组件回收的效率和效果。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