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各类能源系统不融合，行业、地域壁垒严重。

当前能源系统按能源类型划分为多个相对独立运营行业，煤、油、气、电、水等各行业的企业负责本行业能源规划、建设、投资和运营，不同供能系统集成互补、梯级利用程度不高。

另一方面，能源外送地区秉持大开发、多外送的发展惯性，能源受送地区对区外能源接受积极性低，能源送受地区之间利益矛盾加剧，能源在全国范围内优化配置受阻。预计省间壁垒造成的可再生能源弃电量占40%以上。

四是系统调节灵活特性低下。

我国电源结构以火电为主，只能以燃煤火力发电作为电力系统的调峰手段，灵活性调节资源比重低，储能、燃气机组等资源比重不足10%，系统调节能力先天不足。作为对比，西班牙、德国、美国等国家的灵活性资源比重分别超过31%、19%、47%。

另外，我国火力发电调峰能力有限，纯凝机组调峰能力50%左右，抽凝机组供热期仅为20%。而丹麦和德国等国家通过采用储热等技术手段，抽凝机组在供热期的调峰能力仍可达60%以上。

五是新技术成本高昂，缺乏合理的投资回报模式。

储能、微电网、能源互联网等新技术快速发展，但自身固有高成本仍制约其商业化应用，盈利主要依靠规模化的总体效益，缺乏合理的投资回报模式支撑，可复制性、可推广性不强。因此，应加大先进储能等“卡脖子”技术的研发力度，为我国能源的清洁化、低碳化提供技术支撑。

“可再生能源与化石能源仍将长期共存，不能偏废”

中国能源报：刚才提到弃电问题。新电改被普遍认为是促进可再生能源消纳的一项措施。对此您有什么建议？

杨勇平：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推进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做出发展清洁能源产业的战略部署。所以，能源领域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优化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通过推进电力市场化机制建设大幅提高可再生能源消纳比例。

比如，进一步完善可再生能源的市场化交易机制，充分利用电网通道资源，丰富可再生能源市场化交易的品种与频次，在就近消纳的基础上研究跨区域跨时空的消纳方式。

再比如，落实推行可再生能源配额考核机制。明确电网企业、售电公司和电力用户的考核主体地位以及承担份额，建立健全的可再生能源直接交易和绿色证书交易机制，形成促进绿色能源生产和消费的新模式。

同时，还要推进煤电等常规能源机组深度调峰、中长期备用辅助服务补偿和交易的机制建设，提高燃煤机组参与调峰和备用辅助服务的积极性，保证其合理投资回报，提高电力系统的稳定性。

中国能源报：当前可再生能源备受各方青睐，但煤炭、煤电等化石能源境况迥异。

杨勇平：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是我国能源结构调整、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的目标和方向，也符合世界能源发展的总体趋势。欧盟等发达国家先后制定了煤炭等化石能源退出能源体系的时间表；我国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和增长速度近年来也位列国际前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