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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提升可再生能源利用的一种手段，绿证制度已在美、英、法、日等多国得以应用。目前中国在试水阶段的自愿购买原则，旨在鼓励消费者自愿选择绿色电力，通过消费端推动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但消费者自愿行动是一个长期过程，愿多花钱的仍是少数。
3、实施强制绿证交易和配额制有多难？ 记者：2018年应用强制绿证交易和配额制的困难有哪些？ 李俊峰：这项制度在执行过程中还需要不断完善。有三个需要解决的问题：1）绿色证书是一个市场机制，必须确立绿色证书的法律地位。也就是证书法律的有效性和时效性，认证、交易、注销都必须有一套严格的程序。何时消纳完，何时注销。绿电消纳后再转让是不允许的。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会导致系统的崩盘。 2）绿证必须有价值，市场是遵从价值的，必须有政府规定的最低价格保障，否则无法起到推动绿电交易的作用。尤其在电力供应宽松的条件下，价格会大幅度下滑。核电已经出现这样的情况，国家规定核电上网标杆电价0.42元/度，红沿河核电站去年参加交易竞价的价格是0.15元。绿色电力价格大幅下降不能体现价值。国家应该提供楼板价作为最低保障。 3）解决消纳过程中的物理通道问题。比如化工和水泥企业购买了绿色电力，必须要消纳掉这些绿色电力才可以。如果不消费只是购买证书，对绿色电力消纳并不能起到作用。和股票完全不同，股票是一个证书，交易股票就是证书之间的相互买卖，购买之后可以分红、转账，但是证书并不能转让升值。交易的目的就是促进绿色能源消纳，能源买了之后不消费是没有任何价值的，所以必须解决绿色电力输送通道的问题，才能缓解弃风弃光。 4）国际经验来看，绿色证书必须与其他政策相配套，包括税收优惠、补贴政策以及灵活地计划等等，不能指望一个政策解决绿色能源发展过程中的所有问题。 4、绿证、碳交易、用能权交易是什么关系？ 记者：绿色电力证书的交易和未来碳金融、碳交易有何联系？ 李俊峰：碳交易、用能权和绿色电力证书的交易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交织在一起存在冲突。 比如碳交易中的CCER (Chinese Certified Emission Reduction)。一旦购买绿色电力，消减的碳量就形成了一个绿色证书，也就是CCER（核证自愿减排量））用来碳交易。但是现在的情况是既出售绿色证书，也出售CCER，一证多用也产生利益冲突。比如对风电企业来说，既有用能权交易、碳交易还有绿色证书交易；一件东西多次交易，企业需要进行不同的认证、核查、检查造成了行政负担。所以我们需要协调各种机制之间的矛盾，提高效率，减轻对企业的负担。 记者：中国的电力市场并不是完全市场化，国外可供参考的配额制除了您刚提到的美国之外还有哪些？ 李俊峰：目前就是美国，欧盟实行的是固定电价制度，没有配额制。不论是碳交易还是配额制，都基于完善的市场基础，根本问题是要解决电力市场化。 5、风电光伏为什么向中东部布局？ 记者：十三五期间风电光伏向中东部转移，这样布局的原因是什么？ 李俊峰：电力规划中向中东部转移只是一种导向，实际是做不到的。中国的风能太阳能资源主要分布在西部和北部。开发风能太阳能需要占用大量土地资源，而土地资源在中东部地区价格很高。但是在西部、北部地区，土地价格有优势。我们在发展分布式的同时也要考虑中国能源分布的特色。规划中并不是强调发展的重点在中东部，而是因为在这些地区发展困难，所以有导向型的强调在这些地区发展。 6、美国白宫网站撤除气候变化相关条例，对中国有什么影响？ 记者：巴黎协定的条款已经生效，美国白宫网站撤除气候变化相关条例，对中国有什么影响？ 李俊峰：中国应该有自己的态度和定力。美国的能源结构和环境质量已经很优化，中国却并非如此。中国的自然条件、能源结构、发展水平以及环境质量，都迫使我们不得不进一步推动能源的清洁化和低碳化，这与美国对气候变化的态度关系不大。 记者：美国共和党从质疑气候变化到同意气候变化趋势，但不认为有足够的证据显示是人类活动导致这一趋势，态度转变的原因在于？ 李俊峰：共和党的态度从坚决反对到模棱两可到初步接受如果一味地不承认气候变化，是不尊重科学事实。气候发生了变化是全球经过近30年研究得出的结论，但对结论本身态度并不完全一致。因为科学研究证实，在很大程度上气候变化是人类的活动造成的，但并不是100%的原因，因此共和党的现在的态度并没有错。 巴黎协定是100多个国家签订的，已经有170多国批准，美国即使与各国背道而驰也没那么简单。此外，美国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受益者。作为低碳技术的出口方，如发展核电和清洁能源，中国要进口美国的技术。这种情况下，特朗普是一个商人，他应该算计得很精明，不会放弃应对气候变化下所拥有的既得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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