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北京京仪绿能电力系统工程有限公司徐伟新董事长

　　一个有生命的品牌，必然拥有灵魂。身兼北京京仪研究总院院长等数职的徐伟新，这位一谈起技术就物我两忘的专家，就正是京仪绿能这一光伏逆变器品牌身后的灵魂。
　　在2010年国家金太阳示范项目关键设备集中招标中，北京京仪绿能电力系统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仪绿能”）以0．69元/瓦的最低价成为八家中标的逆变器集中供应商之一，此举在业界引起一片哗然，不仅因为该价格与2009年国家第一次光伏特许权招标敦煌10兆瓦项目竞标时英利报出的价格如出一辙，更因为京仪绿能不过是2010年年初才成立的一家新公司。
　　让人困惑的，不仅是该价格已经低于公认的行业平均生产成本，更因为，“京仪绿能”作为一个行业新兵，凭什么？
　　一次机缘巧合，笔者有幸于饭桌上邂逅了很少出现在公众视野里的徐伟新先生，近距离地领略了他对技术的痴迷。也正是那次见面，促成了本次专访。
　　尽管事隔“0．69元”事件不到一年，但光伏业却已波橘云诡，风雨俱来，恍然换了天地。与徐先生的交流，于是便从当下行情开始。

　　记者：您怎么看待光伏行业当前的形势？
　　徐伟新：我觉得，这是一次全球性的光伏产业危机。估计今年下半年的形势还会继续向下，而明年上半年可能会有比较剧烈的资本重组和产业重组。不过我对这个产业的前景是非常乐观的，这是一个至少还可以发展30年没什么大问题的朝阳产业，只是最近两年可能有一个艰苦的调整期，因为短期的投入过多。

　　记者：据我们了解，目前很多厂子开工率不足50%，有的甚至已全部放假。从08年金融危机到现在，这个行业经历了一轮由波谷到波峰再到谷底的“过山车”行情，这么短的时间如此频繁的周期性调整，这在任何一个行业都很罕见，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徐伟新：正如刚才所说，这是一次全球性的光伏产业危机，但国内产业之所以受冲击很大，我们自身发展粗放、企业发展战略雷同或许才是最根本的原因。这样的现象当然非常不正常，但也暴露出我们这个不太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系还有许多亟待破解的难题。不光是对市场认识的不成熟，对技术认识的不成熟，还有体系方面、意识方面的不成熟。这些因素的叠加，集中体现在了光伏产业这个新兴行业上。所以，仅仅责怪大家盲目投资也是不对的。

　　记者：其实在去年扩张最疯狂的七、八月份，就已经有很多理性的声音出现，我们也有一篇《史无前例的扩张》的分析报道。当时有业内朋友预计，到今年2、3季度这些新增产能开始释放时，行业肯定会迎来萧条和调整。只是没预料到欧洲政策调整博弈会如此漫长和波澜起伏，更没料到意大利经销商集体拒收组件这一突发事件。您觉得是因为这些原因，箫条才来得更早也更猛烈一些吗？
　　徐伟新：我们的不成熟，更多还是在思维上的不成熟。坦率地说，国内不少企业对于行业和市场的理解都很肤浅。比如，现在怎么看待地震后的日本市场？我就认为，现在出国旅游去日本是最好的时候，价格便宜人又少，还什么都有。受地震影响的东北部地区你别去不就完了嘛，可北海道、大阪不是都不受影响吗？九州更是好着呢！
　　可我们的思维，更多的是相信熟人的话，而不是自己理性判断。朋友和熟人的示范作用，对身边人群的影响力太大。你当老板搞个企业，我们几个跟着你干，一年、两年以后，你这点东西我都会了，我也出去自己干厂子了，所以我们的企业裂变速度绝对世界第一。就这样的基础，我们的发展能不盲目能够理性吗？有调查说全世界中国年轻人想当老板的意愿是最高的，超过40%，而日本年轻人只有10%，其余人都是找一个安定的能够满足自己多方面兴趣的职位就可以。这也是我们的光伏行业裂变速度全球第一的文化基因，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中国光伏市场为什么会是今天这样一条曲线。
　　所以，即或没有欧洲政策调整以及拒绝收货的突发事件，这种快速繁荣和快速衰落的现象也是不可避免的。

　　记者：那您怎么看待下半年的行情？很多人认为，主要是因为国内应用市场没有打开95%以上需要出口，所以才造成这样一个局面，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徐伟新：在中国的好处，是停产不见得倒闭。在国外则不可能，一停产紧跟着就是倒闭。所以，很多人可能以为今年下半年仍然可以延续金融危机期间的做法，先蛰伏起来躲过这段萧条日子再开工。
　　躺在地上假死是咱们的传统法宝，但这一次可能不灵。这次一定会进行结构调整和重新洗牌，只是深度和广度还有待观察，高潮估计会在明年上半年出现。我个人认为，这个箫条期至少会跨过今年下半年和明年上半年，很可能还要延长，因为全球经济形势并不乐观。
　　所以，你说的这些原因都客观存在，但经济形势是更主要的原因。全球经济目前正处于金融危机以后一个脆弱的缓慢复苏期，欧洲尽管是在新能源方面最倡导最身体力行的表率，而且在核危机后欧洲政府从政治上把对新能源的支持提到了更高的位置，包括德国2022年全部取消核电等，但欧洲一定会淡化和减少这方面的实际支持，因为他的整体经济形势不乐观，越来越高的失业率迫使他不可能延续前几年大踏步的发展趋势，实际上前两年已经出现了这个问题，德国人就已经在问，我们在给谁创造就业机会？

　　记者：那您觉得到明年某个时间，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因素来改变箫条的局面呢？
　　徐伟新：这在目前来看还是个未知。在我看来，明年下半年我们国内的应用可能翻着倍往上长，因为我们的基数太低，但总量仍然很小，仍然不可能大规模应用。因为光伏、光能等新能源都存在着不可预测、不可存储、不可调度的致命问题。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那以我们目前的电网机制和经济发展水平，是不可能大规模应用的。因此，要先解决这些问题。但这些问题的解决，我认为还是需要搞技术搞研发的这些人来主导，而对仅善于搞资本运作的人。我觉得，这次危机会给这些人一个很好的启示。
　　对于那些踏踏实实想在这个行业做点事的企业，我的建议是，利用好这个萧条时期，坐下来好好想想我的问题在那儿？然后去改进，去往技术改进和创新上走，去注重发展规律的技术研发和企业管理难题，把原来迫不得已用去完成产值、完成交货的技术人员集中起来去解决一些技术发展、管理发展上的迫切问题。如果能扛得住这个过渡时间的话，一年或者两年以后，这些企业会成为这个行业发展的脊梁，而且不可同日而语。

　　记者：作为光伏逆变器市场上的一个后进入者（您对这个表述没有疑义吧？），京仪绿能的市场定位是什么？有没有比较清晰的竞争策略？
　　徐伟新：我们现阶段的定位是一个跟随者。但对“后进入者”这个说法，我个人有一点补充。
　　京仪绿能公司成立的时间的确不长。但你也了解，这个公司实际上是以北京自动化研究院光伏逆变器技术为基础发起成立的，因此我们应该从自动化研究院的角度来看待这个品牌的发展历史和技术积淀。
　　从这个角度说，我们不但不是一个“后进入者”，甚至是一个先行者。我们曾创造了两项行业历史纪录。一是在2002年自动化研究院与合肥工业大学的余世杰团队合作研发出了国内第一台拥有全自主知识产权的30千瓦光伏并网逆变器，并成功投入使用。另外，就在我们自动化研究院楼顶上，我们建设了国内第一个20千瓦级的光伏屋顶工程。
　　实际上，我们是从1998年就开始关注和准备进入这个领域的。但这说不上是我们在当时就先知先觉对未来技术发展有那么清晰的认识，而是市里领导交代下来的任务。因为我们在传统能源的自动控制领域里做得不错，处于国内领先地位，国内30万千瓦以上火力发电机组的全套自动控制系统，我们的市占率最高的时候达到了40%。
　　可当时我们根本没接触过新能源，更别说光伏了，经过了解和学习才发现，原来地球上所有的能源，除了核能以外其余全都来自于广义的太阳能。而太阳能是一个恒定的能源，能够源源不断地提供能量，于是我们选择了太阳能作为方向。然后再一看，里面还有光热和光伏两个方向，而光热方面那个时候已经有了太阳能热水器，做的人不少，那我们就选还没什么人搞的光伏吧，所以最后就选定了光伏发电作为研发方向，并与当时国内这方面做得最好的合肥工业大学能源研究所建立了联系。合工大在这方面研究工作做得比较多的是余世杰老师，于是我们就踏踏实实的给他当起了学生。
　　因此，我算是余世杰老师不在编的学生，或许也是他承认的比较优秀的学生之一。余老师为这个行业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但我认为他最大贡献是为中国光伏事业培养了两个人，一个是合肥阳光的董事长曹仁贤，一个是现在合工大能源所所长苏建辉。他们都比我入行更早也更专业，做出的成绩也比我更好更大。
尽管我们进入这个行业很早，但却一直没有规模化生产。不过，我们从没有停止这方面的技术研发和创新，目前京仪绿能投入规模化生产的实际上已经是我们的第六代产品了，而且拥有完全的自主知识产权。
　　在跟随阶段，我们更多的是希望能够完善自身的技术以及技术发展路线，并从中体现出差异化特色。我不太赞成过于领先和全面赶超国外的提法，尽管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非常伟大，但我认为第二个吃螃蟹的人可能更幸福。因为，第一个吃螃蟹者既可能是先驱，却也很可能成为先烈。但是，没有人能够做到永远第二个吃螃蟹，如果我们要执行差异化，就必须发展自己的特色，就有可能要在某些方面领先。因此，我希望的创新和领先，是由若干环节、若干指标、若干产品、若干市场领域的不同特点集成后的创新，是由思维意识层面从上往下推的创新。

　　记者：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您指的创新是在“道”的层面，而不是“术”的层面，不是具体的在某一个零件或者某一种性能方面去创新？
　　徐伟新：差不多是这个意思。我主张的差异化，首先是要从研发思维上，把实实在在对用户有好处的东西，从产品、系统结构设计以及这些不同的结合点构成的整个系统在作为一个综合产品交付时体现出来，而不是盲目地跟随，也不是为了领先而盲目追求领先。
　　赶超的话说起来容易，但你到底用什么来体现呢？仅仅是一个效率数据吗？要知道，任何一个效率数据的提升，都涉及诸多技术问题，都涉及整体系统设计和技术方向。

　　记者：您能谈谈如何具体去实现这样的创新吗？
　　徐伟新：你可能对北京自动化研究院不太了解，我们院在研发创新和产业化实践结合方面一直都做得相当不错，我们下面有一个自己的产业群，每年的销售收入超过7个亿，这在全国科研院所系统都是很少见的。我们一年可支配的利润收入几千万，在太阳能领域的研发都是以自己的利润来支持的，每年投入大约在400万到800万之间。
　　因此，不仅我们的研发投入不是通过科技拨款而是通过产业化从市场上得来的，我们的研发创新思路也不是关在屋子里琢磨，而是在产业化实践过程中通过充分了解和思考产品应用环境以及不同用户的应用特点，在这个基础上再回到研发环节，并充分地把这些了解到和思考到的因素综合进去的创新。
　　多年的科研产业化工作经验让我有一种感悟。我觉得，战略也好，战术也罢，或者战役战斗也好，能否成功，有多大的成功，都跟前期的谋划息息相关。
在我看来，能不能做好创新，更多决定于是不是有一个事前的适应发展需要的策略和战略，因为只有谋划好了，才能够执行好。所以，首先是要谋，谋要在前，还要拟定最后的方向，就是谋定。谋定更多是思想上、认识上的，是如何符合现实又符合社会发展方向。
　　谋定了以后，就是从战术上去实施了。我认为，在实施上应该是做到能动、巧动，我把这归纳为动巧。动巧最主要的是选择实施的突破点，这个突破点一定要选得巧，要有四两拨千斤、事半功倍的效率，而不是硬打硬拼，不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不是人家怎么做我也怎么做，而是一定要找出最符合做好这件事的最合理的突破口，用最小的投入去取得最好的效果。
　　所以，创新不是天马行空。是需要先谋划、谋定，然后找到可以达到最好效率和效果的实施突破点。因此，我们更多强调的是因人、因势、因地的差异化发展战略。不仅市场选择有差异化，科技发展路线、产品研发路线都有差异化，都有自己的特色。我觉得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避开激烈的纯成本竞争。

　　记者：也就是说，京仪绿能不仅承接了北京自动化研究院及椿树整流器厂的技术基础，同时也承接了后者的研发创新能力？
　　徐伟新：是的。此前我们之所以一直没有在光伏逆变器方面做更多的产业化投入，是因为觉得这个市场还不大，但在研发和实践应用以及技术改型方面的工作始终没有中断。
　　在成立京仪绿能之前，其实我们也做了不少公共实践项目，比如奥运会项目。北京奥运会40多个场馆一共上了12个太阳能光伏项目，其中有三个是我们北京自动化院做的，用的我们自己的产品。12个项目到现在还在可靠运行的最多有5个，而我们占了两个，我们的另一个项目是因为所在的那座楼要拆所以下了。
　　总的来说，我们在产业化方面走得的确比较慢。因此我很佩服曹仁贤董事长，他在这个领域里的孜孜不倦和深度耕耘非常值得钦佩，而且他一直只做着这一件事，并始终没有放弃，最终做得很成功。而我们是觉得看不见市场，或者别处找到能够立刻打开市场、能够赚到钱的事比较多，这件事就始终没有往产业化去做。所以到后来行业爆发性增长的时候明显是落伍了。但在光伏并网逆变器的创新技术指标和综合运用性能、可靠性方面，我们自认为还是相当敏捷的，产品也完全符合市场使用需求。
　　对光伏逆变器的真正考验，是能不能够经得起现场工程和时间的验证？经过了多长时间的实际使用检验？经过了几代产品更新的积累？因为那些可靠性指标是需要时间来验证的，只有有了几代产品的更新，很多设计和生产制造过程中的缺陷和隐患才有可能得到克服，
　　我认为，任何一个再简单的产品，里面其实都有很多大文章可做。我们要体现的不仅仅是技术的进步，更重要的是其中是否真正在替用户着想。我们的发展和设计理念，正是基于我们对市场、对用户需求的深刻认识来发明和创造，来形成的差异化。
　　我认为，这就是京仪绿能的核心竞争力。现在我们绝大多数企业都喜欢跟着别人跑，喜欢跟在别人后面做，结果产品同质、发展战略雷同。我希望京仪绿能可以避免走上这条路。

　　记者：业界对去年京仪绿能的“0.69元事件”褒贬不一，请问当时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策略考量？
　　徐伟新：首先，0.69元这个价格本身是有相对科学性的，因为这个价格完全能做下来，至少我们能做下来，只不过利润比较薄而已。
　　其次，作为一个市场新品牌，我认为我们当时的策略到现在来看仍然是正确的。第一，这个价格不赔本，还稍有利润，而我们还有其他利润来源，因此这件事可做；第二，这个价格肯定会给市场带去冲击和震撼，这可以让市场记住京仪绿能这个品牌；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因为这个行业的短期行为太多，甚至已经影响到了行业长期健康发展的根基。我们希望通过这件事给所有朋友一个提醒，这个市场的竞争是很残酷的，只有技术、资本两者都相对有实力，才可能获得较大的发展。
　　当然，业内骂我们的人肯定有。但市场最终依靠的是实力来说话，如果现在都拼不起，后面真到了大规模化生产时，恐怕就更没实力去拼了。市场未来肯定是更为残酷的，价格竞争也一定会更激烈，如果有朋友在现阶段就能够理解这一点，然后去努力寻找差异化或者自身核心竞争力，或许在未来残酷的市场中还能够占有一席之地。
　　这个价格目标我们一直在做，在供货。随着我们规划生产能力全部建成以后，我们的成本还会下降，就这个0.69元的价格，我们的利润空间也会有一个很大的增长。很多人都没有看到，我们其实有一个最大的有利竞争点，那就是我们拥有完全的自主知识产权，包括整个生产线的专用设备也是我们自己设计制造的，这些方面都是我们的成本优势。

　　记者：从品牌知名度营销的角度来讲，应该说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案例。但有业内朋友认为，0.69元已经低于行业平均成本，那么京仪绿能会不会在产品品质上做手脚，会不会换一些较次的配件上去？
　　徐伟新：绝对不可能！我们现在的对外销售采用的是双重价格，金太阳项目是0.69元，其他类型项目是0.99元，因此我们最主要的利润来源不是来自于0.69元。最重要的一点，无论是0.69元还是和0.99元，我们的产品在设计、制造、原材料以及工艺方面是完全一致毫无任何差别的。
　　同时，我可以负责任地说，0.69元的价格我们绝对不赔本。光伏并网逆变器实际上是电力电子技术和自动化控制技术的集成，因此在原材料采购（比如IGBT、电抗器等）方面的成本大家基本上都是相同的。但市场价格的最终形成，还涉及到技术路线、生产、质量控制和运营成本、资金成本、销售成本，以及品牌影响力和公司经营策略等多方面的综合考虑，比如品牌是否具有制定市场价格的影响力，比如公司是不是有上市前的利润压力，等等，对于不同性质的企业而言，其中的差距非常大。
　　因此，如果是立足于公司自身实际和品牌市场地位，无论是0.69元，还是1.3元，我认为都是有道理的。所以，这是我们在考虑了企业本身综合能力和各方面因素后做的决定，是我们综合实力的体现。
　　从我了解的情况来看，在今年年底之前国内应该还有几家企业能够做到与我们差不多的成本水平。

　　记者：您如何理解目前国内外光伏逆变器的技术差距？
　　徐伟新：我觉得目前国内光伏并网逆变器技术与国外的差距不大，大概在三、五年左右。不过，尽管我们仍然还需要跟随国际上的技术发展趋势，并充分吸收其优秀经验。但完全照搬照抄国外技术的年代已经过去了，现在已经进入了跟随与融入自我设计理念交织的阶段，或者说，我们现阶段的着眼点已经开始向自主技术路线方向转移。因此，明、后年或者两三年以后，融进了我们自主理念的逆变器产品将开始逐步市场应用，那时，我们和国外在理念和技术水准方面就基本上能够并驾齐驱了。

　　记者：未来会不会出现一个主流的技术方向，就是说大家一定是往那个方向去发展的？
　　徐伟新：国外有很多关于下一代光伏逆变器应该怎么走的研究，有些研发方向和设想我们也在做。我个人认为，下一代的光伏并网逆变器的设计方向应该是网络结构的，是一个光伏并网逆变器群。
　　未来的光伏阵列和光伏发电厂应该是一个有冗余的系统，也就是系统设计要有冗余能力，尤其是在光伏并网逆变器方面。
　　冗余设计的目的，是为了更大化地促进系统能量的利用效率。光伏并网逆变器的启动有一个条件，而且要满足一定电量输入它才能发挥最佳效率，在最佳效率区间之外，它的运行指标都是欠缺的。但无论它的负载是多大，其自身功耗、消耗却是一个常量，因此从能量充分利用的角度来说，现行的常规的系统设计结构都需要改变。
　　冗余的系统设计可以实现两个理念，一是带病运行，一是带电维修、维护。现在的系统一旦出现故障，整个系统都得停下来，维修时间长不说，还不具备现场维修条件。而冗余设计可以让系统带病运行，只是出问题的逆变器停下来维修即可。而且，尽管系统带病运行，但照样可以最高效率的应用能量，不会因为一台设备出现问题而影响整个系统。
　　其实，人体就是一个最典型可以带病运行的自动控制体，因为人体系统有着充分的冗余能力，比如人的胃，割掉了5/4的人不还照样活着吗。

　　记者：这是否又会带来一个成本增加的问题？
　　徐伟新：这个成本是完全值得的，而且实际上可以在运行中把增加的这部分成本找回来。当系统能够充分运行能够充分利用能量时，多的成本都找回来了。
　　另外，从电子技术的发展趋势来看，我认为未来光伏逆变器可能还会出现一个趋势，那就是坏了以后根本不用维修，而是直接更换。你回想一下，你家里的电视机换了多少次？电视机出了毛病你会去修还是直接换新的？
　　电子技术进步就是这么快。因此，对于光伏逆变器的使用寿命，我主张用户不要太过追求，我认为并网逆变器的设计寿命达到8年就已经足够。
　　因为技术进步很快，而且很多新的更好的功能以及产品都在不断被开发出来，质量也越来越稳定，成本也会越来越低。这跟电视技术的发展是一样的，8年以后就已经没有人再看显像管电视了，都换液晶的了，再8年以后新的一代技术又出来了。
　　所以，以后新一代的逆变器肯定比老一代的好，转换效率等各方面指标肯定也是大幅提高。从发挥系统最佳能量利用的角度，即使8年后你的逆变器没坏，我认为也应该掏钱买新的了。

　　记者：在质量还是一个突出问题的阶段，您这个观念无疑具有极大的颠覆性。
　　徐伟新：实际上光伏逆变器的更新换代速度已经不慢了，我们第一台逆变器的转换效率刚刚超过90%，而现在效率已经达到98%，但第一台机器现在还能用吗？当然能用，可没人愿意再用。所以，就并网逆变器的产品设计指标来说，我认为8年就够了。
　　逆变器在整个系统成本中的占比也就7%到8%左右，未来或许还会降低，稍微极端点说，即或8年没坏，到那个时候你可能也不得不换新的了。

徐伟新简介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北京京仪集团京仪绿能电力系统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京仪研究总院院长，毕业于北京大学无线电子系电子物理专业，后在日本北辰公司研修，曾任北京康泰克电子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北京自动化研究院院长等职。
　　从2000年到2009年，在北京自动化研究院任院长的十年间，徐伟新率领自动化研究院创造了骄人的业绩：利润从8万元到2400万，增长300倍；经营业绩从1亿元到7亿元；从零新品到国际一流的并网逆变器、太阳能充氧船等系列产品；从不到10人的研发“游击”小队到方向明确、技术领先的专业团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