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 县城里的光伏垄断
编者按：襄城县作为分布式光伏整县推进的试点城市之一，在探索模式的道路上是有争议的，7家代理商的诉苦，是理解地方落地执行情况的一个切面。国家能源局，今年7月，针对坊间有关整县推进政策疑问，专门提出五大工作原则——自愿不强制、试点不审批、到位不越位、竞争不垄断、工作不暂停。然而不少地方却念歪了“真经”，背离政策
编者按：襄城县作为分布式光伏整县推进的试点城市之一，在探索模式的道路上是有争议的，7家代理商的诉苦，是理解地方落地执行情况的一个切面。
国家能源局，今年7月，针对坊间有关整县推进政策疑问，专门提出五大工作原则——自愿不强制、试点不审批、到位不越位、竞争不垄断、工作不暂停。然而不少地方却念歪了“真经”，背离政策初衷，和国企或者央企签署排他性协议，意欲挤出民企。在国家光伏产业大计面前，国企和民企如何高效协作，发挥市场的积极性——考验着部分地方政府的执政能力。
梁泽迫切地想见到县长。连续三周，他每天早上7点从家里出发，开着别克车直奔襄城县政府。他穿着一双白皮鞋，拎着公文包，上身套一件深色的呢子西装，从门卫森严的县政府右侧安检门下走过。看上去他像是来上班的公职人员，没有任何保安阻拦。
沿着台阶直上县政府大楼一层，高达近10米的立柱挺拔耸立，围成一座狭长大厅，格局酷似高校图书馆。大厅后面是十余间办公室，另有三部电梯，梁泽对这些早已了如指掌，知道乘坐哪部电梯，能更方便直达某位领导办公室。
这位43岁的光伏代理商，保持着西西弗斯推巨石上山的顽强精神，频频“造访”此地。尽管在同行看来，他的行为有股“傻劲”，可能会让自己与政府的关系搞得很僵。但梁泽眼下正面临着生死关头，不得不这样“冒犯”。
襄城县位于河南腹地，隶属许昌市；虽然和周边矿产资源丰富的县城相比，经济产值要贫瘠的多。但独特的自然条件——阳光和气候，赋予这座城市“十亩地八亩烟（烟草），二亩红薯顶住天” 的盛誉。今年6月，充沛的阳光再次为这座城市注入新的机会——入围国家分布式光伏发电整县推进的第一批试点城市。
也正基于此，这座本不受企业青睐的小城突然火热起来，成为各大光伏厂商的必争之地。包括阳光新能源、创维光伏、天合股份、光伏星、碳银光伏5家代理商在今年5月新入后，华为等厂商近期也开始入驻，梁泽正是今年新涌入的品牌代理商之一。
然而9月3日以来，原本如火如荼进行的光伏发电安装工作陷入停滞。数家代理商递交的农村户用光伏发电相关的备案文件，都堆积在县供电局的办公室里。他们没有像往常一样，迅速获得备案已过的通知。甚至连农户自己安装光伏发电的申请表，也躺在办公室里，迟迟未得到回复。
叩响县长的门
今年9月开始，梁泽的工作和生活就被完全打乱了。
他所有的重心都围绕着供电局、发改委、信访办三个地方转。为了不受干扰，他常常把手机设置成静音。然后“噔噔噔”踩着楼梯上楼，看见办公室有人，立即送上笑脸，用极富磁性的声音打招呼，“领导在忙啊”。
他的诉求只有一个——想知道之前已经递交的农户光伏备案到底什么时间可以通过。
停止备案的几个月里，他的资产在无形中不断萎缩。备案在流程上每耽搁一天，他的损失就呈指数级放大。他前期投入的价值数百万资金的光伏组件，躺在仓库里无法出货，资金无法周转；组建的60余人工程队，因为无法开展工作，逐渐在流失；十余号业务员因为催要开发费用，几乎打爆了他的电话。
这些他都无法交代。因为他也不知道备案什么时候通过，他所得到的回复就是“回去等”。
“等不了啊！”梁泽内心嘀咕。备案不通过，后续工作就无法开展，他的资金也无法流转。而资金对企业来说，犹如血液。
血液快要流干了。他软磨硬泡地坐在领导的办公室里，热气腾腾的红茶香气氤氲在空中。办公室人员进进出出，领导一直不得空。他必须得等，等得实在久了，就主动拿起茶几上的茶具，按下自动烧水器的开关、浸泡茶叶、过滤、沏茶。他有时会喝很多杯，直到领导抽出空来，发现他还坐在那里。
“一个做企业的人经常来喝茶，说明是不正常的”，他叹道。回顾自己过去数十天像“皮球”一样被踢来踢去的经历，他很失望。上周四，他终于下定决心，无论如何都要当面见县长。
“见到县长后，你期待什么结果呢？”我问他。
“不管什么结果，我就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希望县长知悉光伏目前的停滞情况，能够给予重视。”
也许只有见到县长，困在漫长等待中的精疲力竭的心灵，才能稍获安慰。
其它代理商对梁泽略显笨拙的上访手段很不认同，他们更愿意走“捷径”。11月的一个周三，一位关系通达的代理商，自告奋勇地联络其他几家代理商，张罗危机应对方案——譬如每人根据自家需要安装备案情况，给发改委主任送上5万、10万的“心意”。
当然，梁泽被排除在外。梁泽也并非毫无收获，他的西西弗斯精神似乎取得了微弱的成效：办公室很多人都已认识他。有人甚至私下给他出主意：“出力没有功，等于零。不要干等一天，啥也没见到。你可以在领导开会前，提前半个小时守在会议室门口，等领导来了，直接反馈。”
周四一大早，他正是这样从工作人员那里得知，县长下午有会。所以他从下午2点半开始，一直守在县长办公室的门口。
立冬后的襄城，阳光依然浓烈。梁泽背着光，站在7楼的长走廊一端，双手交叉在身前，公文包垂在手下，双腿像圆规一样立在那，几乎一动不动。外面洒水车的音乐声在走廊里回荡，他充耳不闻，眼睛盯视前方，出神地望着走廊里进进出出的忙碌的身影。
16:30，从走廊的另一端，终于有一个熟悉的身影闪进了县长办公室。
“啊，县长来了。”旁边等候多时的另一拨人马抢先一步，去了县长办公室。梁泽并不生气，“只要能见到人，我等多久都没问题。”语气明显轻松许多。
他从包里拿出提前准备好的文件，包括国家能源局的〔2021〕84号文，以及2页的情况说明，在心里草拟一会见到县长的“说辞”。
“离成功只差最后一道门了……”梁泽抬了抬有点僵硬的腿，手中的文件在空中抖擞。
备案制倒退回“审批制”
梁泽为临近这道门付出了长达数月的努力，但在这道门开启前，襄城县政府已经为所有的光伏安装企业设置了层层关卡。
这一切源于今年夏天，分布式光伏行业发生的一件大事。能源局〔2021〕84号文在全国推行分布式整县推进试点城市，要求试点县在2023年前实现党政机关建筑屋顶总面积可安装光伏发电比例不低于50%；学校、医院、村委会等公共建筑屋顶可安装比例不低于40%；工商业厂房屋顶可安装比例不低于30%；农户屋顶可安装比例不低于20%。
襄城县正是全国676个试点城市之一。这对襄城县原本是个加速分布式电站投资进程的大好机会，多家厂商涌入这座不引人注意的小城，准备大干一场。然而，9月3日，一则“口头”行政命令，却把许多安装电站需求都挡在备案的大门外。
备案流程，原本十分简便，所有安装的农户或委托人，向供电局递交个人身份证明、房屋产权证明以及安装意向合同等纸质资料。这些资料经电业局汇总后，统一上交给发改委备案。3-5个工作日后，申请人就会收到备案通过的通知。
但是现在，多家厂商困在了电站备案环节。无法备案，就意味着无法并网销售，也无法获得电价收益，更享受不了国家对分布式光伏发电的补贴。
“有些做法更荒唐。9月3日原本备案通过的电站都挂在网上了，第二天又给删除了。”有代理商说。多位代理商向凤凰网《风暴眼》称，“暂停的原因是河南城投公司豫能控股与襄城县签署了整县推进的独家协议。”
一份官方文件记载，9月4日，襄城县人民政府与豫能控股签订合作框架协议，明确襄城县整县推进屋顶光伏资源交由豫能控股的子公司豫能公司（襄城县豫综合能源有限公司）开发建设。
5天后，为了进一步控制市场，襄城县统一召开屋顶光伏项目第一次推进会，台下坐着各村委负责人。在推进会上，襄城县明确指示各村委：“从今天开始，任何企业或者个人到村里以给群众房顶、空地安装太阳能电池板的名义，要求各村出局证明或盖章的，村委会一律不予盖章、签字或出具任何手续。”
禁令实行之后，就没有代理商递交的备案获得通行了，除了豫能公司。9月28日，襄城县政府通过对县城政府、工商业、事业单位、农户屋顶毛估面积，最终给豫能公司备案了300MW的光伏电站。
很多代理商表示，“这是明显的垄断，与国家文件精神背道而驰”。
他们所说的背道而驰，是指国家能源局的84号文早就指示，整县推进的分布式光伏试点工作要严格落实“自愿不强制、试点不审批、到位不越位、竞争不垄断、工作不暂停”的工作要求；文件还要求试点城市不得以开展试点为由暂停、暂缓其他项目立项备案、电网接入等工作。
“部分地方政府随意拖延备案，搞垄断，跟国家指导文件相违背，不合乎法规，也是与民争利。”中国光伏业协会副秘书长刘译阳告诉凤凰网《风暴眼》，民营企业和国营企业各有优势，谁来参与市场，不是人为、拍脑袋决定的，而应该交由市场决定。中国光伏业协会日前已向相关部委反馈地方乱象。
站在县长办公室的门外，梁泽回想自己在襄城县开展光伏电站投资建设屡屡碰壁的经历，心情异常复杂。当县长推门而出，准备去另一个会场时，梁泽快步移到县长面前，像是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他手指抓着文件的一角，激动地有些语无伦次，表达了“备案难”的诉求。
县长因为要去走廊的另一侧开会，匆匆说了句——“过渡时期提交的备案资料，我们在研究，会分批处理”，然后转身离开。梁泽当时并没有听懂县长的话，以为还是“托词”。县长走后，他一个人还立在原地，感觉自己计划彻底失败了。他仰着头，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强行抑制住它滚落下来。
不过，欣慰的是，几天后，9月3日审批通过后被撤销的92户电站，确实备案通过了。但剩下的400余户电站能否备案通行依然未知。
作者：刘培 廖越 来源：风暴眼 责任编辑：jian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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