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对近40年来我国电力体制演变进行了理论解析，认为“国有经济在电力行业中发挥主导作用，同时电力作为基础性行业要承担国民经济宏观调控的职能”是我国电改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制度前提。

文章还分析了不同发展阶段我国电力体制改革的驱动力量，并指出“5号文”的本质是在电力行业内部的一次国资国企改革，而“9号文”则仅是对传统电力体制的自我完善。文章根据目前电改中存在的问题，强调了电力体制改革坚持市场化方向的必要性及着力点。

同时，由于现有电力体制自我完善的回旋余地依旧较大，所以真正的体制变革或许要以十年期为界来审视，而这段时间正是我们深化理论和认识的重要时期。

原标题：中国电改四十年，我们太需要这样清醒的深度思考！

文丨冯永晟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成本与价格研究室副研究员

这两点塑造了电力行业的短期资源配置机制和长期动态平衡机制。同时，当前电力发展面临的一些改革难题，也可以从这一制度前提及随后的行业体制沿革中追溯。

电力体制改革的起点

改革开放之前，国家的计划经济体制和电力行业的功能定位决定了当时的电力体制——计划经济体制使得电力资源配置中的价、量、投资的决定权高度集中，电力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则成为计划定价、定量、定投资的主要依据。

当时，为了支撑国民经济增长，电价受到严格控制并被严重扭曲，结果造成了“六五”期间（1981－1985年）的平均销售电价反而比“一五”期间（1953—1957年）下降30%，而同期供电成本则在不断提高。电力与其他行业形成了中央财政强预算约束下的行业交叉补贴，这造成电力行业既缺乏发展动力又缺乏效率，成为当时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

改革开放之初，中央财政集中办电资本严重匮乏，“让电力行业具备‘以电养电’的能力”成为迫切的需求，在这种背景下，“集资办电”应运而生。

集资办电，就是把国家统一建设电力和统一电价的办法，改为鼓励地方、部门和企业投资建设电厂，并对部分电力实行多种电价的办法。集资办电直接形成了多元投资主体，其中的电价改革则提供了投资激励。

具体来讲，伴随着投融资体制改革，为保障投资激励，电价具备了回收投资成本的功能，从而形成成本加成的定价特征。与此相适应，定价权需要分散化，即下放给地方政府。成本加成的定价特征和地方政府的定价自主权，共同带动了多元投资主体的投资快速增长：一方面，这迅速消除了电力行业对其他行业（主要是工业）的交叉补贴；另一方面，带动的投资远远超过了补偿性增长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