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家经历反右、文革，十几年身如飘蓬，迁徙不定。褚时健曾这样描述那些年的生活：我从一个农场换到另一个农场，三四年间换了3个农场，一家人的命运被别人牵着走。有什么办法呢？那个年代，没有几个人能自主命运。我们待过的每个地方，地名其实不重要，对我来说，那些地方只代表了一个词，苦挨。

1995年，时任云南红塔集团董事长的褚时健，被人检举，卷入了省部级领导在云南以烟谋私的案子，妻女都被关押。入狱后不久，女儿褚映群在河南监狱自杀。

听到这个消息时，褚时健在时任云南省委副书记令狐安家里，当即痛哭失声。这是他成年后第一次在人前失控。律师马军记得，那时一见面，褚时健就拉着他的手哭了起来，说：“姑娘死了，死在河南，自杀了！”第二句话是：“是我害的我姑娘。我要是早一点听了姑娘的话退休，姑娘就不会有今天。”

女儿褚映群死后，褚时健和妻子马静芬受审，独子褚一斌远避国外。因为父母早已离婚，也无法投奔父亲，外孙女圆圆成为孤女，寄养在别人家中，甚至改了姓——谁也不知道褚家会有今天，当时褚时健担心的是案子会影响到她以后的发展。

她沉默、内向，背负巨大阴影度过了她的青春期。李亚鑫说，当时她借住在褚时健的旧友任新民家，窘迫到没有几件像样的衣服，任新民看不过去，说太可怜了，我带你去买衣服。

2000年左右，圆圆高中毕业，去加拿大读书，在那里与李亚鑫相恋。学费是任新民负担的，她不敢要太多，自己拼命打工、拿奖学金。就算有急需，也不好意思找任家开口。

家庭变故塑造了她的性格底色。现在她已成为一儿一女的母亲，家庭幸福，她依然不爱说话、不爱见人。在公司她负责财务，对着账本过日子。一下班，她就回家，基本不与外界接触。

褚时健年轻时的家庭照

在玉溪的日子：“红塔山”帝国的崛起

云南虽然有生产好烟叶的自然环境，但在改革开放之初，云烟并不是今天意义上的云烟。品牌洋烟占据市场高端，成为国人一大遗憾。

云南玉溪卷烟厂(红塔集团前身)厂长褚时健决定挑战传统，把洋烟占领的市场夺回来。

他大胆地进行技术改造，从国外引进一流设备;他学习国外种烟“秘籍”，与农民合作播种试验田，并且对烟叶的生产加工全过程进行技术改造，手把手教授种植烟草的知识，规范种烟方式，而且将烟农当做“第一车间”职工;他还在产烟体制上首创烟草公司、烟厂、专卖局“三合一”的管理模式，使得云烟畅销中国誉满全球。

改革后的1987年，玉溪卷烟厂向国家上缴利税7.63亿元，年增长近50%(具体数据为49.7%); 1988年，上缴利税11.9亿元;1989年达到20.3亿元;1993年玉溪卷烟厂发展到了巅峰时期，当年利税达85亿元，相当于当年360个中等农业县一年财政收入的总和。

褚时健在中国很有名，他年过半百赶上改革，在困难重重的条件下大干一场，为国企走出了条新的生路，打造了“红塔山”帝国。

91岁的褚时健，有时还会来果园看看。这片果园的知名度，已经不亚于曾经的红塔山。

如今，褚橙果园的核心产区有6200亩，2018年产量在1.5万吨左右。果园划成若干片区，农户成为工人，按月领工资，收货后按产量、品质结算年收入。

老人10多年的耕耘，换来中国现代农业的时代样本。

在褚时健身上，我们可以触及到这种精神的内核。他们的坚韧、实干和敢于冒险，是这个时代稀缺的精神力量，也是一个国家走向强盛的核心动力。

热播剧《大江大河》结尾，主人公宋运辉在姐姐墓前说：不尽狂澜走沧海，一拳天与压潮头，这应该就是褚时健这代人的写照吧。

原标题：褚时健走了：从打造红塔集团，到被判入狱，再以74岁高龄创立褚橙成为传奇（钛媒体编辑曹天鹏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