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0万人才缺口与政策期许

更多的挑战将出现在这场数字经济发展浪潮中。

深谙5G建设现状的张云勇，认为“我们还不能过于乐观”，他表示，中国现在5G是领先之处，但整体产业发展仍面临一些瓶颈。以5G芯片为例，补短板的任务依旧非常繁重。加上5G基站设备成本太高，运营商现在还背着国资委的考核压力，做起来难度很大。

张云勇说：“现在5G资费也不够理想，我们对公众的收费是120多块钱的起步价，对企业侧的收费有些也不是特别高。整个商业模式不算良性。”

在软基建层面，5G人才供给严重不够，张云勇表示这方面的人才缺口为700万，且人才和岗位需求率1：10。他表示，现在大学科研机构人才体系非常老化。运营商搞5G、新基建、新经济主要要CIO人才（C是CT，通讯技术的人才；I是云计算、大数据；O是工业互联网/产业互联网的人才），复合型人才中央称之为新工科人才，张云勇建议按照四类人才构建新结构，分别是高端研究型人才、科技成果转化人才、转化成果行业应用人才、一线操作技术技能人才。

为了打破上述种种瓶颈，张云勇给出的建议还包括“要做技术攻关”，即进一步突破关键技术的短板，强化5G技术攻关，坚持商用引导整机带动的原则，弥补产业的短板，保障供应链供给侧的安全，有效带动核心芯片、核高基、超系统等等的突破，突破核心卡脖子的工程。

同时，还要深化垂直网络的建设。张云勇说：“5G建得再好没有用，就像马路建得再好上面没有路一样的道理。有些人在挑战，说如果真的没有用，那你就成为第二个京沪高铁。建得那么好那么快，客源量不够也是亏本的。”毕竟深化垂直应用，便是抢抓产业发展的先机，推动5G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

为了加强前瞻布局，尤其是网络安全，张云勇还建议统筹推进5G网络基础设施保障问题。而在网络建设方面，他认为网络建设首先要做好统筹规划，不能一窝蜂上，上完之后也不知道为了什么而上。现在中国很多地方政府都要上5G，其实当地根本没有产业，4G也够用。因此，未来要因地制宜，一市一策，一城一策，防止重复建设，同时要推进社会资源的开发。

为了推进5G建设，还要解决金融难题。

张云勇明白，提到投资，“政府是不可能给你了，市场经济最终还是三家电信企业主体投资。但在金融政策方面，低息融资、专项带宽、多层次资本市场、并购IPO方面，可以发挥全社会的力量，推动多方进驻平等对话的窗口，推动PPP模式的应用，构建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多方参与，共建共得共享的利益共同体，形成效应。”

对于金融的考量，肖钢亦有自己的思考。他认为，从金融的角度来看，资产数字化以后，它就具有分割性，也有标准性、流动性。原来没有流动性的资产数字化以后可以变成有流动性。我们讲的传统股票、债券、资产证券化产品等等的定义，它的边界可能就变得模糊起来，模糊起来以后资产的交易就更容易流动起来。

这一切，均在新基建蓬勃发展的大势中不断延展。

于科技企业来说，除去技术攻关、人才问题、金融瓶颈，为了推动新基建发展，还期望得到一定的政策支持，例如“给予运营企业适当的财税补贴”。

张云勇说：“5G投资大，折旧大，利润就非常小，优化考核指标体系的同时，能同时优化一些政策更好。”

再以物流产业发展为例，为了抓住新基建发展的契机，处于智慧物流产业发展初级阶段的江苏禹江科技有限公司，正面临新一轮物流科技革命和产业创新变革。

该企业董事长许乔嘉建言，在物流运输方式相对综合的区域，期望得到创新政策扶持，尝试展开多种运输方式的物流数据共享及运输表单一体化标准试点。完善物流产业链数据标准研究，尤其是公路、铁路、水路运输单据的一体化研究，是建立并提升物流智慧化服务体验的基础。

她还建议从物流高质量发展的角度，以物流安全和质量管控为核心，研究多式联运安全管理标准体系和质量标准管理体系。在物流转运过程中，基于货物安全和交付质量的标准规范，结合物联网数据采集、信息高效传输和智能数据算法，做好智慧物流服务价值的产业规则保障。

谨防数据垄断

下一步，在肖钢看来，推动新基建的建设过程中，还需要防止数据垄断。

他说：“大型科技企业掌握的数据是很多的。比如腾讯的数据可以开放，但是也有一些大型科技企业在数据方面做得还不够，容易产生数据垄断的问题。从政府角度看，下一步要加强监管，制定一些规则，让这些大型科技企业开放他们的数据，鼓励竞争。这是下一步在发展数字经济当中面临的一个问题。”

实际上，数字也是一种生产要素，当前在数据资源、数据要素流通方面，依旧存在着诸多的瓶颈，数字商品化、资产化、市场化程度还很不高，也制约了数据资源充分的、合理的运用，阻碍了数字生产力的发展。

要推进数字市场化，就必须要建立数据要素市场体系，这与商品贸易有共通之处，与资金流动亦是一样，必须要有数字流通的市场体系。肖钢认为，核心是要建立数据规则。贸易有贸易规则，人员流动有人员流动的规则，资本流动、资金的流动也必须要有规则，现在数据流动也必须要有规则，这个规则涉及到很多方面。

他以数据的产权规则为例：“产权归谁的？有人说农耕时代就确立了产权的原则，工业时代就确立了知识产权的规则。我们现在是数字经济时代，要确立数据的规则。现在全世界各国都在讨论，可是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来确认产权。”

从业已讨论的情况看，一般把数据分为两大类：一大类是个人数据，即自然人。另一大类为非个人数据。

肖钢认为，对于个人数据，个人应该享有初始的所有权。但个人可以通过用户的协议，将所有权让渡给企业和政府，这要有用户的协议，同时也要赋予该数据的产业者。

他说：“企业拿了你的数据要加工，加工以后产生一定的财产权，我有收益，那政府也得保护企业。虽然我通过用户协议用了个人的数据，如果你不保护我，我怎么会投资？”

而对非个人数据而言，包括企业数据、政府数据，总原则是要给数据产业者、开发使用者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力，但是又必须承担公共利益和公共安全的责任，同时要防止数据垄断和搞不正常的竞争。

数据产权终究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世界各国发展数字经济都在研讨，也没有马上就是一个明确的规定。肖钢建言：“我觉得我国现在应该是当务之急，迫切需要研究这个问题。”

王一鸣则认为，产业互联网要能够大规模的产业化应用，还有很多问题没有完全解决。首要问题之一便是数字化的问题。

王一鸣说：‘现在大量企业的设备很难马上就数字化，没有接口。制造业，包括服务业都存在这样的情况。这点说起来很容易，但真正要数字化，还是有很长的路要走。”

他建言需要建立一些标准，只有具备统一的接口，统一的数字标准，才能灵活运用数字化。

在这一点上，腾讯的数据中心正在做开放尝试，王景田透露：“我们的数据中心外界可以用，它包括两类：一类是公益使用。比如疫情期间用我们的超算、全国各地的健康码等都是公益。这相当于腾讯基金会捐给腾讯云。还有很多地方政府以及各地的健康码都是免费的，我们自己大概投了两三亿在这里面。”

除去公益类，还有商业化运用，包括一些政府、企业甚至个人，需要以商业价格购买后才能使用，王景田说：“这个价格是细分的，你是买带宽还是买存储，还是买服务器，都有区分，都可以对外售卖。这属于商业化服务。”

张云勇补充道，最大的问题之一，是数据立法，如果做不到这点，运营商现在做数据应用仍会非常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