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有力的政策是促进转型关键

姜克隽介绍，欧洲的气候变化政策位于所有政策的最顶级，不管是经济政策还是产业政策，都在碳减排政策的框架之下。“而我们缺少一个完整的顶层框架。”他表示，虽然中国不少企业缺乏自身战略，但是会贯彻中央的政策。企业的投资和研发方向决定了低碳的发展方向，只有政策信号明确、强有力甚至激进一点，才能促进能源转型，有望实现控制1.5℃的温升目标。

“我们已经看到了非常好的信号，就是国家对大气雾霾治理出台了强有力的政策，以及光伏产业的“531新政”倒逼光伏企业在不拿政府补贴的情况下争取盈利。政策不会对发展进行约束，而是要告诉企业该怎么做。”姜克隽表示。但是他也表示，政策出台下的能源结构调整会带来负面影响，例如煤炭等传统能源产业从业者面临失业压力，这需要我国在制定能源转型相关政策时谨慎。

一直参与全球经济和气候委员会“新气候经济”项目的瑞典驻华大使林戴安则期望中国在绿色基金上做出更大贡献：“中国在绿色金融方面已经做出了很多努力，希望中国在融资政策中起到更加具有建设性的作用。”

可再生和新能源是绿色未来所在

在全球温升1.5℃的目标下，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被看成是降低碳排放、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希望所在。“虽然今年可再生能源增速比前几年有所下降，但是我们预计到2020年可再生能源占比15%以上问题不大。而且未来可再生能源增长肯定会加速，到2020到2030年间中国的可再生能源在技术和成本上可以和煤电等传统能源竞争。”杨富强表示。

对于1.5℃的目标，杨富强认为不应该将其看成中国的负担，而应看成驱动力。“从中国来讲，达到该目标带来的益处更多，因为中国的可再生能源市场全球最大，节能技术也非常好，这两个是我们最牢靠的技术优势，对产业起到了推动作用。”

何建坤建议，降低单位GDP能源强度，要推进技术节能，贯彻习近平主席倡导的“以创新驱动转变发展动力”，建设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产业体系，改变产业结构，促进产的转型升级，是最重要的提升能源效率的出路。“转变能源结构，推进能源的低碳化变革，大力发展新能源、可再生能源能使得我国碳排放降低，是我们降低GDP能源强度的重要方向。中国现在水电、风电、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的装机量世界第一，我们在引领世界范围内的能源变革。”何建坤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