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计划思维到市场的转型
过去形成的西电东送的格局,具有很强的历史路径依赖,“中东部严重缺电”的痕迹很重。
缺电并不是获得用电特权的理由,它需要出价更高。如果西部一个电厂,卖给本地0.26元,但是卖给远端才0.25元,它为什么要舍近取远,为什么要额外使用甚至新建电网资源?这恰恰是过去发生的故事,突出的体现在三峡等水电外送上。三峡卖给各个省的电价,全部都不一样,高度分割的市场;卖给距离自己更近的江西,其价格比上海还低。系统的接线与调度方式急需要更加透明的理解。
而更多的输电线路,社会公众淹没在清洁、减少煤耗、减污数字的反复重复计算与宣传上。价格到底几何,是不是有效降低了本地用电成本,却在公开渠道很难查到。
更有甚者,通过模糊而似是而非的逻辑,要东部本地的电源为西部的基荷送电来“调峰”,其实就是本地机组要为外来电让出发电市场份额。这种缺乏经济价值观——为何不是反过来来调节——的想法,意味着整体经济效率的严重损失,是对电力系统有效率的平衡方式——本地平衡优先的挑战。
小结
彻底、公开、透明,以数据,特别是价格与运行数据为基础的描述性讨论,理解过去西电东送在战略层面正确、而操作层面与环节形成巨大扭曲与极端化的趋势,是一项迫切的任务。
在可再生能源大发展的时代,需要摒弃西部丰富“可再生能源”也具有本源价值的意识形态障碍,将讨论还原到一个基本的统一市场前提下的经济配置效率问题,以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为途径,以整体蛋糕最大为基本价值标准,破除所谓“清洁电”的忽悠——从用户讲,所有的电力都是一样清洁的,不存在煤电还是清洁电的区别。以可再生能源替代电力的相对价值为基准,确定是否大范围配置的必要性与基本方式问题。
过去已经发生的投资与建成的大容量线路,在经济上已经属于沉没成本,不需要在未来的决策中予以考虑。这是经济逻辑。但是,现实的政治逻辑恰恰相反。建成了就必须充分利用,否则相关的政治甚至法律含义无法承受。现在尤其需要防止出现的,就是这种政治逻辑。通过一切方式保证这些路线的“高利用率”,验证之前的决策正确,这将以送电端与受电端的电力运行进一步不灵活为巨大代价。没有这一改变,中国所谓的智能电网、物联网、工业4.0、能源系统数字化发展只能是空中楼阁。
这是今后一段时间以及能源发展十四五与中长期规划讨论所无法回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