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粗颗粒度的调度尺度、稳定外送与可再生能源的特性格格不入，横向切分负荷曲线的低时间分辨率调度方式已经变得不可行。

过去形成的西电东送格局，发端于30年前(1986年)，大规模发展于20年前(1999年)——被“二滩水电站消纳”催化，在一系列的大水电长距离外送下形成了巨大的规模。

21世纪初，东部地区面临着机组容量不足、大幅度大范围缺电问题;西部地区则面临着发展经济，地区差距扩大，投资不足的问题。西电东送通过中央政府投资电厂与输电线路，对这两个问题的解决都指向潜在改善的方向。但是，基本上，这是在可再生能源大发展，特别是风电与光伏2005年开始爆发之前的故事。

笔者之前的文章多次提及风电光伏波动性能源带给系统最优结构、灵活性要求方面的巨大含义。其最重要的特点，就是系统的净负荷(总负荷扣除风光，因为它们边际成本为零，需要优先调度)会越来越少，以至于基荷彻底消失。因此，粗颗粒度的调度尺度、稳定外送与可再生能源的特性格格不入，横向切分负荷曲线的低时间分辨率调度方式已经变得不可行。

很简单，如果东部一个省负荷为1个亿，如果其自己就发展了1.5亿的风光，那么系统将有很多的小时数，面临着本地过发电的情况，从而使得接受外来电面临基本安全、技术与经济上的困难。

过去形成的西电东送格局，往往还有“全国一盘棋”“全国的资源全国用”的超过经济层面的含义。比如，一本名为《中国能源战略与政策》的著作提及：西部的资源是全国的，所以物理上必须运出来使用，要统筹西部与东部。否则，就可能表现为“由于能源分布的原因，富集地区依靠能源开采而发展迅速，贫瘠地区则因缺乏能源而举步维艰，要站在全局角度进行分析”。

在可再生能源时代，这一思维定势仍旧在相当程度上存在，要求“可再生能源配置全国一盘棋”，与矿产等资源类比。比如2015年，国家能源局曾经就十三五规划发文《能源“十三五”规划要实现九个统筹》指出：

有的省因为能源资源便宜，留作自己用，不输出。有的省今年不缺就不要其他省的资源，明年缺了就赶紧要。这都不符合规律，这必须放在全国一盘棋的高度来考虑，也就是说中央和地方之间的统筹，地方规划和中央规划之间的统筹。

那么，西部的丰富可再生资源是否具有本源价值?是否一定要物理上拿到全国来使用，形成所谓的“大范围配置”?本文从本源价值的视角讨论这一问题。

电力只有使用价值，本源价值大幅弱于各种矿产

哲学上关于社会本源或者内在价值(Intrinsic Value)存在与否，以及如何界定的讨论无疑是烧脑，甚至于存在语言界定上的困难。

金融上的内在价值通过价格的参照系来界定，内在价值不是目前的价格，而是反映其基本面(意味着未来的收入)的价格衡量。

经济学上价格基本就等于(或者表征)价值，也就是一个商品或者服务避免的成本(而不是本身的成本)，因此任何东西都可能是有价并且可替代，具有有限的价格。

生态学上自然生态环境往往意味着无穷的价值，也就是具有本源价值;所以，任何的破坏往往都是说不通的，人类只有解放环境才能解放自己。

黄金等贵金属的价值往往被人们认可，甚至历史上一段时期成为货币的参考基准，无论其现实价格如何波动。可再生能源、电动汽车、储能大发展之后，风机、光伏板、锂电池等设备涉及到的稀土与过渡金属成为了日益关注的焦点，有关其供应稳定性与安全性的讨论有超过传统石油安全的趋势。

相比这些金属，显然电力不依赖于具体环境与应用的价值要小得多。这可以从两个事实看出来：第一，电力的来源是多种多样的，任何的燃料燃烧、核能等非化石能源、机械能、化学能都可以转化为电力。即使本地缺乏相应的一次能源，也可以在很大的程度上通过运输解决燃料问题。第二，电力的市场价格可以为负。这说明，在某些时刻，多用电更能避免成本，指向系统成本更低的方向。

电力只具有依赖特定环境(比如变动的需求)的使用价值。有没有本源价值，我们通过对比可再生能源与稀有金属资源往往可以更形象的理解。比如铌这种金属，85%存在于巴西的一个矿藏中，剩余的在巴西另外一个矿与加拿大。而电力则可以说是随处可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