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改革的着力点

形成“从市场价格，到企业投资，到市场规模，到供求关系”的内生循环反馈机制，需要在四个环节采取针对性的“体制”改革措施，也就是说，实现“转移-补充-重组-整合”的系统改革。

第一，将国企投资激励从行业外转移到行业内。

维持国企发展、行业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一致性的传统体制已经开始松动，尽管仍有自我完善的空间，但根本矛盾并没有解决。如果说过去的经济发展需要电力行业提供充足可靠的电力供应，那么未来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则需要电力行业主动地适应经济形势的变化，助力经济结构的调整。

同时，庞大的电力市场规模蕴含着巨大的竞争红利。其实，以竞争红利接续国企红利，已成为增强国有经济控制力的必由之路。无论是理论还是国内外经验均表明，垄断性行业内的国有企业与市场竞争可以共存，国内的电信市场和欧陆的电力市场均值得借鉴。

因此，做大做强做优国有资本与市场竞争能够形成互为促进的作用，这一点毫无疑问！关键环节在于国资国企管理要以“竞争绩效指标”代替“投资绩效指标”，通过市场竞争实现电力国有资本的有效配置和运营。

第二，将现货市场补充进电力市场循环反馈机制的链条中。

现货市场是强化市场绩效考核的关键环节，因为现货市场是发现电力真正社会价值的有效机制。

尽管近来经历了一波现货热潮，然而对于现货的作用机制及作用条件，却仍未清晰把握。这导致现货引入的模式、途径和方式却未能选择合理路径。现货的作用不取决于能否走通技术支持系统，近40年以前在国外已经具备技术实施条件的现货理念，在中国经过40年技术进步之后，却表示仍缺乏必要技术条件，在经济学家看来匪夷所思。

实际上，熟悉特定的现货市场规则并不等同于理解现货市场的性质与功能。如何重构电力交易关系决定了技术路线的选择，而不是反之。电力物理性质在任何地方均相同，但美、欧、澳等的现货设计却差异巨大，同理中国现货模式的选择取决于我们的制度条件需要什么样的电价波动模式来保障可靠性、引导发用电和投资，并能平稳地从长期容量激励机制过渡到依靠电力竞争来实现短期和长期均衡。

中国具备这种需求和条件，只是需要正确的思路，现货市场的结构、体系、规则和范围必须在内生循环反馈机制中才能合理确定，不能孤立地理解现货市场。

第三、通过电网结构性重组来建立适应竞争性电力市场的系统运营机制。

电网作为电力市场的关键基础设施，其组织结构和运营机制必须要兼顾市场和监管两方面考虑。输配分离虽然一直处于争论之中，但基于输配分离的市场设计却并不清晰，针对“垄断链”的监管设计更是缺乏，众多小垄断比单一大垄断更容易监管的假设前提仍缺乏稳健的理论基础和实践依据。

增量配网对电力市场建设的直接贡献并不明显，但对地方无疑是重要的利益点。只是局部性的改革诉求是否反映电力体制的主要矛盾，是需要重视的，历史经验值得借鉴。

近年来，权力下放的改革策略增强了输配分离的呼声，但对“垄断”的怨气不应影响对问题的理性判断，比如，有效分离网络环节与竞争性环节是必需步骤，但却未能作为此次改革的关键点。实际上，电网组织结构和运营机制具备更为合理、可行的方案，其实施必须结合市场模式的选择。

第四，整合分散的能源管理职能，为电力体制改革提供组织保障。

在四个环节中，能源管理职能分别由不同部门主导，涉及发改、国资、能源、地方、电网等。整合并非指权力的打捆，而是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入手，将能源管理职能作为一个整体，重塑能源管理与宏观调控之间的关系。

在当前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中，能源部并未出现，虽然令有些人失望，但在情理之中。传统体制自我完善的改革基调决定了条块分割的能源管理职能领域都存在调整空间，比如，国资主导的国企重组、发改主导的输配电价、能源局主导的投资调控、地方主导的市场化降价等，恰恰契合了稳中求进的经济工作总基调，共同服务于适应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宏观调控。

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政策调整并未解决能源管理体制的根本问题，从而并未动摇能源管理体制和组织机构改革的必要性。能源管理体制必须着眼于长远，可以预期，未来改革必会得到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