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部下的新矛盾

　　能源部成立的当年，能源供应特别紧张。

　　记得1988年年内，全国煤炭供应十分紧张，当时在上海工作的朱镕基同志常找我们要煤炭，上海有时存煤只够用一两天。拉闸限电很严重，北京拉闸甚至拉到了元帅的家中，总理几次夜里打电话找我，要求解决供电紧张的问题。为了能加速能源的发展，我们除了正常的向国家和各方面争取投入外，重点放在了用好已有投资方面。

　　当年的11月，我们在山东召开了提高建设质量，缩短建设周期，用好国家建设投资的突破口。这一年的9月份，国务院还正式批准了我们上报的电力管理体制改革。总的来说，1988年是比较顺利和平静的一年，能源部和三个总公司的关系也比较正常。当然在管理全国性的煤炭工作中，和统配煤矿总公司也有一些矛盾，如他们还要管地质费用分配问题等。我个人和于洪恩的关系，多年来一直还是很好的，1989年春节期间，他还陪同我到开滦和工人一起过了年。

　　到了1989年初，正处于全国煤炭供应紧张的时候，有一些同志要求煤炭也成立一个全国性的公司，还提出最好是恢复煤炭部。当时统配煤矿总公司也正式提出这个要求，并且专门向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作了汇报。我们四位部长当面将这个情况向总理作了汇报，希望得到指示，因为这关系下一步能源部如何深入开展工作的问题。

　　李鹏总理当时指示要继续按原改革方案进行，我又向中央财经小组秘书长作了汇报，他们都是支持按中央和人大原来的决定继续改革，这样我们才放了心。新一届政府成立后，总理就向全世界宣布，把能源部的机构改革作为国务院的一个试点，能否试好，责任重大。

　　随着电力成立了五大公司，电力的体制改革宣告完成。按计划，下一个改革步骤，就是要进一步把中国统配煤矿总公司再分成几个地区性公司，成立一个煤炭企业联合会。这项动作按原来的要求，应在1989年内拿出一个方案，1990年以前完成。当时阻力很大，不少人都要说服我，希望维持现状。由于出现了两种声音，我们的压力很大。

　　一方面是党中央已作出的决议和全国人大的立法，要不要继续贯彻执行;另一方面是维持现状，进而要求成立全国性的公司或煤炭部的呼声，其中不少是老领导和负责同志。

　　总理这时还是要求我们按原定方案继续向前改革的，他在一位同志的信上批示：“毅诚富国同志，中统公司再分为二三个地区性公司。”当时于洪恩同志已调全国总工会工作，由胡富国同志兼任中统公司总经理。老煤炭部的一批领导同志，不断联名写信给中央，提出要恢复煤炭统一管理机构。在一次国务院办公会上，总理说：煤炭的后劲问题是计委的投入问题，煤炭价格问题是国务院的问题，这都不是能源部的事，不能把责任推到他们身上。

　　1989年年初，我们召开煤炭安全会议，提出了搞好煤炭安全的一些新思路，总理还接见了会议全体代表，并提出煤炭年产10亿吨和安全上水平的要求。这年煤炭产量新增7000多万吨，突破了10亿吨大关，安全也有很大的好转。但是由于先后成立了正部级的兵器工业总公司和电子工业总公司，要求成立全国统一管理煤炭机构的呼声又高了起来。得到几位老的工业领导的支持后，原煤炭部二十几位老部长又一次向中央和国务院写信。

　　在1990年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有人又提到这些同志的信和要求，总理根据当时的情况，决定本届政府任期之内机构维持现状，不向前进，也不后退，正式宣布统配煤矿总公司不再分解，也不成立管全国的煤炭机构，要求统配煤矿总公司把掌握的部分全国性政府职能移交给能源部。这样定了也好，大家都安定了下来，我们可以把主要精力放在抓好工作上。

　　1990年，我们提出了各级领导的主要精力放在眼睛向内，挖掘潜力，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上，要求煤炭劳动生产率每年提高5%以上，电力为6%以上 ，煤矿的物质消耗每年下降2-3%，电厂供电煤耗每年每千瓦时降低3克标准煤。为进一步提高“双效”，1991年我们又提出了新矿(新电厂)实行新办法，采用适合国情的新技术，新的组织和定员，高的人员素质，高的劳动生产率，低的生产成本，我们要求新建的300万吨的煤矿，不超过1000人。我们认为，只有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才能从根本上医治我国企业用人多，效率低和消耗高的致命伤，也才能进一步提高职工的收入。

　　胡富国同志兼任统配煤矿总公司的总经理后，能源部和统配煤矿总公司的关系得到进一步改善，但是由于几十年的习惯，要求恢复煤炭部的呼声不减。

　　所以我在1992年元月5日的全国能源工作会上，讲到关于成立煤炭部和电力部问题时说，国家要成立什么样的部，我都不会出来反对，但是不能因为想成立这些部，就把一些不属于我们的问题，强加在我们的头上。

　　如那几年煤炭到货率低，煤炭订货会议时间长，乡镇煤矿10人以上事故增加等等。要求公正地对待我们。是我们的问题，我们虚心接受和改正，不属于我们的问题也不能推到我们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