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货市场在业界一度被认为是通过市场手段解决可再生能源消纳的良药。清华大学电机系教授陈启鑫曾对此解释，现货市场能分时段发出电价信号，白天峰荷用电需求高则电价高，深夜谷荷用电需求低则电价低，发电企业根据调峰信号，白天多发电，晚上少发电，因此在深夜风电大发时主动释放出了新能源消纳的空间，国外电力市场在这种情况下还曾出现负电价。

　　

　　保尔森基金会所撰文《风光无限，助力京津冀可再生能源的领军之旅》的报告中建言，在京津冀地区试点区域性电力现货市场，并以德国和美国德州的消纳作为范本，指出现货市场的意义还在于确保实现边际成本最低的可再生能源电力可以被优先调度。该报告撰写人之一Anders Hove指出，一般来说其他国家解决弃风、弃光的首要措施是改革电力市场，使之更高效、更清洁、更可靠，其次是输配线路建设。美国德克萨斯州是基于已有的现货市场并作出一些调整，而德国则是一边逐渐采用现货交易，一边建设输配电系统，这些方法更易取得成效。

　　

　　而国内目前尚未建立现货市场，在京津冀地区展开现货市场试点的计划也一度陷入僵局。 

　　

　　早在2015年底，电改配套文件便提出，建立相对稳定的中长期交易机制，同时也提到，建立有效竞争的现货交易机制。2016年7月18日，国家能源局宣布京津冀地区将开展电力市场改革试点，提出按照股份制组建京津冀电力交易机构，要具备同步开展中长期和现货交易能力。由此，国家能源局明确了心仪的现货市场试点为京津唐电网，并于今年年初拟定《现货试点地区电力市场基本规则（试行）》作为指导现货交易的支撑，但是目前电力市场建设的基本方向、改革的底线、目的和进程依然未能广泛达到共识。

　　

　　首先，现货市场与中长期交易的比例在业内存在争议。据国网电力相关人士介绍，目前适合国情的电力市场交易是中长期与现货相协调，在中长期交易完成，留有一部分空间电网还能接纳时，再组建现货市场。这是由于保证持续稳定供应是电网公司的最大考量，对于电网调度来说并不希望发出价格信号，而是希望通过市场机制让发电企业愿意配合调度，保证电力平衡 。因此，实现这一目的基本依靠中长期交易，全部改成现货市场并不符合国情。该人士举例指出，加州电力危机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加州电力把所有电量改成现货市场。

　　

　　也有高级别官员认为，从国内外的统计数据看，中长期合同比例高，现货比例较低，既然现货比例低，那么暂时可以不进行现货交易。

　　

　　其次，对于在京津冀地区设立现货试点，三地间地方政府的态度也并不统一。北京因为在过去承担了较高的交叉补贴，希望借此实现降低电价。但是河北省由于其电力用户价格承受力较低，竞争优势弱，不赞成建立京津冀电力市场，省一级政府更希望在本省范围内建立现货市场，这也代表了大部分地方政府的意见。2016年8月23日，河北省发文启动冀北电网区域电力直接交易，被国家能源局叫停。后天津很快效仿，于同年9月26日发布《关于天津市2016年拟参加电力直接交易企业资格审查的通知》，至此，冀北电网和天津分别完成各自的市场主体注册，北京成为仅剩的支持者。

　　

　　此外，部分电力专家对京津冀电力市场表示忧虑，因为首都政治任务多，政府部门诉求多，从国家对首都电力保障提出要求开始，逐渐形成了“华北保京津唐、京津唐保北京、北京保核心区”的政治保电原则，民间说法也将这种尴尬境地表述为“北京无小事，天津无大事，河北没有事”。 然而电力企业保电任务多、压力大，必然会出现行政干预电力市场，市场为政治让路，可能导致出现一个比较扭曲的电力市场。

　　

　　2016年8月23日，京津冀电力市场建设联合工作组下发《京津冀电力市场建设方案（征求意见稿）》，曾对这一区域现货市场试点设定时间线，规划于2017年9月完成京津唐电力市场现货交易市场仿真，2018年6月京津唐电力市场正式运行。2020年1月以后扩大范围至京津冀电网，在京津冀开展电力交易。这一方案于去年9月底报国家能源局，进展甚微。

　　

　　有熟悉电力市场的官员表示，国外很多国家从提出建设现货市场，到真正启动，至少要5年以上时间。保尔森基金会的莫争春博士认为，如果没有区域合作或者缺乏利益相关方的协调，现货市场在2022年举办冬奥会之前即便匆匆建成，可能也不会达到理想效果。

　　

　　

　　构建区域市场，各利益主体间尚在互搏，统一的京津冀电力市场迟迟难以启动。但是从单个城市的可再生能源规划过渡到区域性规划，需要整个区域的领导层合作，共同解决向分散的电力用户输送本地生产电力的问题。

　　

　　就在10年前，德国与美国德州也曾面临区域壁垒。他们有各自独立的电网并且仅限于在自身的电网内自给自足。2001年的德州有9个独立控制区，但他们花费了一年的时间合并为一个，来降低输电拥堵成本。2010年取消了4个独立的批发市场价格，采用全州统一的边际成本定价制度。27年前的德国是两个国家，有4家电网公司独立运行，但是这4家电网公司实现了区域间的可再生能源调度，建立共同平衡市场，甚至将调度范围覆盖至周边邻国，如丹麦、荷兰、比利时、瑞士等。

　　

　　“有一件事解决了这个问题。”Anders Hove 表示，那就是通过运用激励措施，使各地政府之间愿意配合。类似的手段有税收激励、上网电价激励以及提供银行借贷激励等。这些激励措施会使人们有动力配合国家的计划。

　　

　　能源革命抑或电力改革都面临利益冲突和博弈，他补充说道，“重要的是，现货市场能令整体经济受益，消费者能使用到边际成本最低的可再生能源电力，但发电公司或一些地方政府可能并不一定愿意看到这样的结果，他们认为这会令他们处于不利地位。但是电力改革的目的不是帮助发电公司，而是帮助整个电力行业以及整体经济实现利益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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