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退出巴黎协定 中国是否要当气候变化的全球领导者？
气候变化治理的全球领导力是需要中国花钱的，而中国在过去几年以及未来面临经济放缓的压力，不能过于追求所谓的国际声望，而是量力而行。
改善空气质量比控制二氧化碳排放更为急迫
当前比二氧化碳排放更亟待解决的是空气污染问题，空气污染事关老百姓的身体健康，政府应集中人力物力财力优先治理。换句话说，应该先降低空气中危害人体健康的成分再控制二氧化碳。全球变暖是一个全人类需要共同面对的难题，现在还无法排除全球变暖与地球气候周期变化以及太阳黑子运动的关系，毕竟地球历史上出现过许多次气温比现在高的时期。结合史料记载和著名气象学家竺可桢绘制的中国近5000年气温变迁图，秦汉和隋唐朝处于历史上的温暖期，气候比现在更暖。
近年来空气污染给人民的健康带来了极大威胁，是一个当下迫切需要解决的全国性民生问题。世界银行与美国华盛顿大学联合发布的《空气污染的成本：强化行动的经济依据》报告表明，空气污染导致中国损失其国内生产总值的10%。雾霾含有化学物质、有机污染物和重金属，既有急性毒性也有慢性毒性，增加了人们患中风、心脑血管疾病、呼吸道疾病和癌症的风险。大气污染物还有致畸、致癌、致突变的毒性，不仅严重影响当代人的寿命，还影响子孙后代的健康。国际能源署《世界能源展望2016：能源与空气质量特别报告》指出2015年中国室外空气污染死亡人数高达221万人，空气污染使中国人均寿命缩短2年零一个月。如果空气污染程度大幅下降，预计2040年中国人均寿命损失将下降到10个月。治理空气污染就是在拯救生命，我们应该抓重点优先解决这个问题，利用协同效益顺带减少碳排放。
中国在碳排放问题上应如何处理
碳排放交易逐渐变成了国际舞台上的新型政治博弈，中国不应该被舆论压力牵着鼻子走。根据美国二氧化碳信息分析中心(CDIAC)2014年发布的各国人均二氧化碳排放排名，中国位列全球第48位，处于世界较低水平。中国人均碳排放量仅是美国的46.3%、日本的78.5%以及德国的84.4%，我们有理由维护合理的碳排放权益。
《巴黎协定》将国界作为二氧化碳排放的地理边界，一些国家可以通过进口替代的方式从其它国家进口产品来满足国内需求，而不计入碳排放。在贸易自由化的背景下，发达国家控制全球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加工制造业一般集中于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通过产业链生产端的外包形成对发展中国家隐蔽的碳排放转移，被称作“贸易隐含碳”。
现在主流的碳排放研究视角都是从生产的角度来看的，认为只要产品生产是在某个国家进行，相应的碳排放就属于该国家的排放，没有考虑产品是否在该国家消费。若根据产品消费而非产品生产的角度计算二氧化碳排放，中国的碳排量将大大降低。
发达国家已经迈入后工业化时代，从第二产业为主的经济结构转向第三产业，并且人口较少增长较慢，碳排放基本不会有较大增长。像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则处于工业化进程中，人口负担较重，与已经走过这个阶段的发达国家在同一时刻不具备可比性，碳排放总量限制会很大程度上制约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
发达国家在完成工业化的道路上制造了大量的二氧化碳存量，然后将高排放的工厂外迁至发展中国家，当发展中国家经济向好的时候，发达国家找 “减缓全球变暖”这种政治正确的理由阻碍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进程，显然是不公平的。减排的责任应该按照历史总排放量来划分，大气中现存的二氧化碳排放绝大部分是由发达国家自工业化时代产生的，中国没有责任为发达国家过去的大肆排放负责，发达国家应该对控制温室效应承担更多的责任。
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关键阶段，煤炭占能源消费总量的60%以上，这种能源结构在短期内难以改变。碳交易监管机制的不成熟和碳减排执法人员的不足，使碳交易在我国很难监管到位。碳权是能够出售获利的，因此通过文件虚报、数据作假等作弊方式获得配额、抵减碳权的动机一直存在。例如在碳排放总量设定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容易受到当地企业的游说，以获得更多的碳排放空间。或是企业故意把过去的历史排放多报一些，来获得更多的碳权。
金融企业对碳交易有极大的兴趣是因为他们需要寻找新的投资概念，创造新的金融市场进而推行绿色金融产品制造利润，如果我们尚未设计出公平且健全的碳交易方案，而本末倒置地匆忙着手进行碳交易，那就要谨防碳交易偏离了节能减排的初衷而演变成新的金融泡沫。
如果全国的碳排放交易启动，发达地区的工厂想要维持当下的生产水平，只需要从欠发达地区购买碳排放权，欠发达地区的工厂失去排放空间相当于卖掉了自己的“发展权”，这样会间接加剧地区间的贫富差距。当欠发达地区需要发展的时候，还得向发达地区购买碳排放权，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成本将会明显增加。
作者：顾城天 王进 来源：界面新闻 责任编辑：wutongyuf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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