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能专委会决定启动中国可再生能源行业第一例集体法律维权行动,针对地方政府动用诉讼等多种法律手段,并于3月31日召集企业和媒体一起探讨。
但这仅是企业和政府的博弈,并未向媒体透露。“我们不轻易通过媒体发声,地方就是政府说了算,我们就算是央企,也没办法和政府抗争。”齐曙说。
上述高管也说,面对政府、电网,发电企业是相互竞争性的弱势群体,拿法律武器保护自己,后面的日子就难过了。
除了风火置换,云南还有其他克扣可再生能源的土政策。例如2015年因为西电东送到广东的标杆电价降低了2分钱,最终云南要求当地的风电、水电的上网电价一起降1分多钱来弥补损失。2016年,云南能源局又下发文件,要求风电企业将一定比例的利润抽出,成立环保基金账户,由当地政府监管,花在当地环保事业上。
“火电企业是受到了影响,但不能靠可再生能源去救济啊。”另一位风电企业的经理说,“钢铁行业那么悲催,也没有见到牺牲另一个行业去救济。何况风电发电占比只占全国发电总量3%,全部掐死,还是无济于事。”
“这些都是违背可再生能源法的行为,我们很担心各地效仿、愈演愈烈,违法成为常态了。”秦海岩说。因此,对于云南和新疆的政策,风能专委会表示将拿起法律武器抗衡。截至目前,协会已经完成向相关政府部门申请信息公开、依法举报,并根据事态发展情况,采取进一步的行动,直至提起法律诉讼。
利益博弈 2010年,我国开始显现弃风限电问题,此后弃风率逐年增长。据风能专委会介绍,2010年至2015年,弃风限电带来的直接经济损失约540亿元。
虽然风力发电机常常在环保形象片中出现,长期以来,因为不稳定等因素,弃风限电常被归因于技术原因。“电网都愿意用火电,比如居民家里灯泡闪一下,通过火电来调整更方便一点。”齐曙说。
风电预测准了,才便于电网调度。齐曙承认,我国风电的预测准确度和国外相比还有差距。
不过,多位受访者表示,弃风的原因里,技术问题不是没有,但最主要的还是利益的问题。上述高管给出了一个简单的解释:如果风电想增加上网,只要花钱给火电厂,让火电厂减少上网电量即可。这说明弃风不是技术原因,而是利益冲突。
比如蒙西电网消纳的可再生能源比例相对较高,只是因为“当地对可再生能源更为热心,压火电压得多”。
秦海岩认为,弃风限电的实质是风电发展触碰到了传统电力市场的制度性安排。现有电力体制下,火电有主管部门制定的每年数千小时计划电量,获得了事实上的优先发电权。
几大风电企业多是央企,前几年在当地还有税收减免政策。相较而言,地方不仅更希望火电多发电,还愿意上马新火电来增加就业和拉动经济。尤其是2014年底,火电项目审批权下放到省一级政府后,社会用电量增速放缓的情况下,火电却在逆势下扩容。
根据国家能源局发布的数据,6000千瓦及以上电厂发电设备中,2015年全国发电设备平均利用小时为3969小时,创1978年以来最低水平。其中,火电4329小时,亦为1978年以来最低水平。
火电有产能过剩的趋势,我国风电装机机组早已是世界第一,风能是否也产能过剩呢?
风电协会提供的数据显示并非如此。截至2015年,我国风电仅占全国发电量的3%,距离中国在巴黎气候谈判大会上承诺的2020年、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5%和20%的目标还很遥远。要履行该承诺,“十三五”期间,我国风电累计并网装机容量至少还要提高七成。
作者:汪韬 秦楚乔 来源:千篇一绿
责任编辑:wutongyuf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