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有12个yieldcos在美国开展了业务
　　记者：您认为中国是否可以借鉴这种贷款担保计划？如果不能，中国如何开发类似工具？
　　Daniel Poneman：尽管美国的贷款担保计划不能直接地适用于中国，但是中国还是能通过相似的金融手段来减少将能源产品商业化的风险。
　　中国希望在2030年实现20%的能源由清洁能源提供的目标，一种可行的方式就是通过借贷政府资金，建成新一代大规模的风能与太阳能电站。在此基础上通过建立一系列的成功项目来增强金融市场的信心，进而吸收民间资本来推动下一波计划的实行。
　　对于中美两国而言，在能源产品商业化过程中难点最大的领域，比如说碳捕捉与封存技术领域，政府与民间的合作将继续扮演重要角色。民间的力量将会进一步增长，而政府的作用将持续减退。在技术革新的先行者利用政府提供的支持，建立稳定运营的电厂，为消费者供电，形成稳定的现金流，并产生一种有成长前景资产种类后，这一过程会自然地实现。
　　在中国，清洁能源已占到了中国发电装机容量的 1/3，为2亿家庭供电，其盈利率约为6%-9%。这些清洁能源受到了长期电力收购协议的支持，而且不存在项目无法完成或原物料缺乏的风险（特别是风能与太阳能）。同时，监管的风险也很小，其运营与维护的成本也是可预测的。
　　这样长期、低风险的收购合同使得一些类似的资产也可以被捆绑与证券化，进而形成一种新的资产类别。这种资产类别可以通过金融工具来发行小额股份。而这些金融工具将会显著降低清洁能源领域的投资门槛，并在私有基金与公共资本市场之外开拓新的资金来源。
　　在这个情况下，在清洁能源领域里，比起一个规模庞大、流动性差、基于计划的投资项目，投资者对于更容易、更有效率且更具有弹性的基于合同的项目更感兴趣。在能源项目安全性强（由长期收购合同背书）与回报率较低的背景之下，这个新的资产类别会对那些长期债的投资者更具吸引力，比如说养老基金和保险公司。
　　这种将现金流从国有资产流向投资者的投资工具被称为“yieldcos”。这些yieldcos从母体能源企业中被剥离出来，拥有可再生能源资产与设施，可通过长期收购项目获利。这样的投资项目对于渴望低风险回报的股东可能是很有吸引力的。再加上，由于项目周期长，这项投资可以避开税收，将完整的营收直接回馈给投资者。传统上来说，这样的营收在企业这一方会被课一次税，而交付给客户时又会再被课征一次。从2013年起，大约有十二个yieldcos在美国开展了业务。

　 中美联合声明中目标的 实现需万亿美元投资
　　记者：在清洁能源投资方面，您认为中美应当如何进一步加强合作？
　　Daniel Poneman：此前根据中美两国政府于2009年11月签署的《关于中美清洁能源联合研究中心合作议定书》，中美双方已成立中美清洁能源联合研究中心（CERC），并承诺在未来5年内共同出资1.5亿美元以支持合作研发工作。其主要目标是促进两国清洁能源技术的研究、开发和商业化。
　　除了扩大CERC这一选项之外，还有数量庞大的其他媒介与团体可以被纳入到中国政府的资助范围之中。
　　尽管中国将科技成果规模化的能力已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得到了体现，在几年内就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风能与太阳能市场，但不幸的是，这种高速的部署使得市场上出现了许多低效的投资。
　　例如，欧盟对于光伏产品的低关税与补贴以及美国市场的需求都足以消化中国生产的产品。当欧盟取消补贴而美国政府决定对中国光伏产品的进口征收关税的时候，中国的光伏产业便受到了极大的震动。
　　问题的关键在于是如何利用中国活跃的民间资本、成长中的风险投资，以及私人基金来投资崛起中的清洁能源产业。中国的投资者早为了寻求可能带来利润的新科技遍访世界。
　　在这个情况下，应该成立一个中美联合基金（或者是一个政府-民间联合基金），专门投资那些在将科技成果商业化时面临困难的企业。这些科技应该根据他们商业化的可能性被谨慎地评估，并为中国未来的能源与碳排放目标做出贡献。强力的知识产权保护也应该被包含到这些制度安排之中。对于美国的科技研发者与工业企业来说，“进入中国市场的冲击”——进入中国市场为公司的前景乃至于估值带来的正面影响——将会为公司带来之前通过其他途径没有办法获得的注意力与资金。
　　基于中美两国的能源消耗规模与温室气体的排放量，万亿美元级的投资才可以帮助两国达成两国领导人在去年11月时定下的目标。我们的下一步任务就是领导人、投资人与官员将这些共识转化为实际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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