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niel：成立中美联合基金 助力清洁能源商业化
中国与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同时也是最大的能源消费国与温室气体排放国。除非中美两国在能源与气候变化问题上形成一种有效的伙伴关系，否则全球付出的努力将毋庸置疑地付诸东流。 “中国与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同时也是最大的能源消费国与温室气体排放国。除
中国与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同时也是最大的能源消费国与温室气体排放国。除非中美两国在能源与气候变化问题上形成一种有效的伙伴关系，否则全球付出的努力将毋庸置疑地付诸东流。
“中国与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同时也是最大的能源消费国与温室气体排放国。除非中美两国在能源与气候变化问题上形成一种有效的伙伴关系，否则全球付出的努力将毋庸置疑地付诸东流。”美国能源部原副部长、保尔森基金会杰出特聘研究员Daniel Poneman对记者表示。
去年11月，中美双方发布应对气候变化的联合声明。其中，中方首次正式提出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且将努力早日达峰，并计划到2030年将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中的比重提升到20%。
“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实现上述目标，一个很重要的途径就是中国必须加强对清洁能源技术的研发和推广，提高清洁能源的生产和消费规模。”Daniel Poneman对记者解释。
Daniel Poneman认为，中美两国之间应继续深化在清洁能源领域的合作。他建议中美成立一个中美联合基金（或者是政府-民间联合基金），专门投资那些在科技成果商业化中面临困难的企业。
坚持为商业化前的技术创新提供资金支持
记者：在支持清洁能源技术研发方面，美国政府是如何做的？如何保证其提供的支持资金“不打水漂”？
Daniel Poneman：在美国，处于起步阶段的科技项目的重要资金来源包括，联邦与地方政府、基金会、大学、非营利机构、风投及其他相关机构。美国能源部对技术研发最为显著的贡献是坚持为那些离商业化还很远的先进技术提供大量资金。这一点在氢能燃料电池、海洋能源与页岩气的研发方面都有体现。
比如，美国能源部在1978-1992年间，在石油与天然气工业利润很低的背景下，为最新的天然气钻探技术投资了1.37亿美元。这笔投资为后来的页岩气与致密油技术突破打下了基础，而这两项技术也彻底改变了美国的能源图景。页岩气占美国天然气供应总量的比例从2001年的1%提升到2013年的40%，而美国也借此一举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气生产国。同时，新研发出来的致密油生产技术也使美国的原油产量从2009年每天500万桶成长到今天的900万桶。
在早期阶段，人们是不可能知道哪些想法会成功的。因此，包含多种不同科技领域的组合型投资产品，比较可能帮助投资者实现利益最大化。基于这个观点，从2009年起，美国政府追加了三个机制来帮助能源部推动能源科技创新，并且所有投资项目都通过公开透明的同行评审与竞争机制选出。
第一，能源前沿研究中心通过与大学、国家实验室、非营利机构与营利性企业的合作来攻坚基础科学类的难题。它们每年可以获得200-500万美元的经费。
第二，能源创新基地与贝尔实验室采取类似的方法，主要解决复杂、跨学科的难题。诸如关键材料、电池储存与核反应堆试验等主要能源挑战，需要科学、工程与产业三方面的投入才能解决。
第三，高级能源项目研究所（ARPA-E）负责给那些拥有孕育着未来可能、具有划时代意义、且具有足够商业化潜力的科技的公司拨款。从2009年开始，ARPA-E已经资助了362个此类项目，其受益方已经取得了显著成就，比如，开发出了1兆瓦的碳硅晶体管；改造出能够用氢气与二氧化碳产生液体运输燃料的微生物；并首创了接近恒温的空气能量储存系统。诸如此类的科技成就也吸引了大量民间资本的投入。
除了这三个机制，6名企业领袖在2010年成立了美国能源创新委员会，致力于敦促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增加联邦政府对于低碳能源研发项目的拨款。他们也支持增加对能源局能源创新项目的授权，比如重新对美国《创造机会发挥技术、教育和科学优势法案》进行授权，这样便能促进创新的投资。同时，他们也希望通过一个清洁能源部署机构或者适当的税收政策来推动大规模的示范项目与有限的下游创新投资。
“中国与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同时也是最大的能源消费国与温室气体排放国。除非中美两国在能源与气候变化问题上形成一种有效的伙伴关系，否则全球付出的努力将毋庸置疑地付诸东流。”美国能源部原副部长、保尔森基金会杰出特聘研究员Daniel Poneman对记者表示。
去年11月，中美双方发布应对气候变化的联合声明。其中，中方首次正式提出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且将努力早日达峰，并计划到2030年将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中的比重提升到20%。
“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实现上述目标，一个很重要的途径就是中国必须加强对清洁能源技术的研发和推广，提高清洁能源的生产和消费规模。”Daniel Poneman对记者解释。
Daniel Poneman认为，中美两国之间应继续深化在清洁能源领域的合作。他建议中美成立一个中美联合基金（或者是政府-民间联合基金），专门投资那些在科技成果商业化中面临困难的企业。
坚持为商业化前的技术创新提供资金支持
记者：在支持清洁能源技术研发方面，美国政府是如何做的？如何保证其提供的支持资金“不打水漂”？
Daniel Poneman：在美国，处于起步阶段的科技项目的重要资金来源包括，联邦与地方政府、基金会、大学、非营利机构、风投及其他相关机构。美国能源部对技术研发最为显著的贡献是坚持为那些离商业化还很远的先进技术提供大量资金。这一点在氢能燃料电池、海洋能源与页岩气的研发方面都有体现。
比如，美国能源部在1978-1992年间，在石油与天然气工业利润很低的背景下，为最新的天然气钻探技术投资了1.37亿美元。这笔投资为后来的页岩气与致密油技术突破打下了基础，而这两项技术也彻底改变了美国的能源图景。页岩气占美国天然气供应总量的比例从2001年的1%提升到2013年的40%，而美国也借此一举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气生产国。同时，新研发出来的致密油生产技术也使美国的原油产量从2009年每天500万桶成长到今天的900万桶。
在早期阶段，人们是不可能知道哪些想法会成功的。因此，包含多种不同科技领域的组合型投资产品，比较可能帮助投资者实现利益最大化。基于这个观点，从2009年起，美国政府追加了三个机制来帮助能源部推动能源科技创新，并且所有投资项目都通过公开透明的同行评审与竞争机制选出。
第一，能源前沿研究中心通过与大学、国家实验室、非营利机构与营利性企业的合作来攻坚基础科学类的难题。它们每年可以获得200-500万美元的经费。
第二，能源创新基地与贝尔实验室采取类似的方法，主要解决复杂、跨学科的难题。诸如关键材料、电池储存与核反应堆试验等主要能源挑战，需要科学、工程与产业三方面的投入才能解决。
第三，高级能源项目研究所（ARPA-E）负责给那些拥有孕育着未来可能、具有划时代意义、且具有足够商业化潜力的科技的公司拨款。从2009年开始，ARPA-E已经资助了362个此类项目，其受益方已经取得了显著成就，比如，开发出了1兆瓦的碳硅晶体管；改造出能够用氢气与二氧化碳产生液体运输燃料的微生物；并首创了接近恒温的空气能量储存系统。诸如此类的科技成就也吸引了大量民间资本的投入。
除了这三个机制，6名企业领袖在2010年成立了美国能源创新委员会，致力于敦促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增加联邦政府对于低碳能源研发项目的拨款。他们也支持增加对能源局能源创新项目的授权，比如重新对美国《创造机会发挥技术、教育和科学优势法案》进行授权，这样便能促进创新的投资。同时，他们也希望通过一个清洁能源部署机构或者适当的税收政策来推动大规模的示范项目与有限的下游创新投资。
作者：王尔德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责任编辑：wutongyuf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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