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底，两则与石墨烯相关的新闻接连爆出，一则发生在香港，一则出现在浙大。

香港警方逮捕了两名涉嫌诈骗的男子，这两个人声称将投资高科技充电宝，打出的幌子是用石墨烯作为电池材料，并且要在美国上市，市值能达450亿美元。这种事情，獐子岛的扇贝听了都想鼓掌。

香港人很幽默，我们每天揣兜里的充电宝他们叫“尿袋”。共享尿袋顾名思义就是共享充电宝，给人一种三甲医院康复中心的即视感。尽管骗子的手段并不高明，但这么一个披上石墨烯外衣的尿袋依然让至少120人上当受骗，损失了几千万元。

几乎在同一时间，浙江大学传出一个大新闻，说是浙大的一个科研团队研制出石墨烯超级电池，能充电5秒钟通话2小时，不知情的人还以为是OPPO赞助的广告。这个消息被媒体报道后，各种震惊体、厉害国的文章开始满天飞。但后来浙大研发团队出来解释，“充电5秒钟通话2小时”指的是研究前景，还没有实现。

炒作石墨烯已经有一段日子了。作为目前世上最薄也最坚硬的纳米材料，因为与锂离子电池的负极材料石墨算是近亲，但特性更加突出，所以石墨烯从诞生之日起就承载了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幻想。但事实上，石墨烯在电池上的应用远远没有宣传的那么神奇。只不过这些年，人们对电池的续航越来越不满意时，总是喜欢搬出石墨烯来提振人心。

尤其是在2010年，两个欧洲人制备出了石墨烯，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奖。两人还因为制备过程中用到了透明胶，当时媒体开玩笑称，“物理学家用透明胶和铅笔赢得诺贝尔奖”，仿佛制备石墨烯跟蔡徐坤打球这么轻松。

但诺贝尔奖的加持成了最好的宣传材料，打着石墨烯的幌子行骗的事情层出不穷。一家新三板公司推出了石墨烯袜子和内衣，号称具有激活免疫细胞、改善微循环、抗菌抑菌、除臭等功效，而这双石墨烯加持的袜子卖到了50元，内裤卖300元。十里八乡，都能听到韭菜地里挥舞镰刀的声音。

在石墨烯被疯狂炒作之前，有一种叫碳纳米管的东西，被各种心怀鬼胎的人赋予了神奇功效和特异功能，秒天秒地秒空气，忽悠了一大批跳广场舞的人。不得不说，相比于这些，权健的鞋垫已经算得上良心产品。在贪婪和欲望面前，人类总是一贯地健忘。

事实上，石墨烯可以做导电剂，促进锂电池快速充放，理论上能提高电池性能，但若分散工艺不到位，混料不均，一切都是空中楼阁。所谓石墨烯电池都是在原来的锂电池基础上加了一些石墨烯材料，从当下的情况来看，石墨烯既不是最主要的材料，也对电池能量密度没有质的提升，成本却高得离谱。

但人们如此热心于此，也反映出一个现实，受制于材料和工艺的局限，电池技术多年来进展缓慢，在科技大爆炸的今天，电池却成为各类电子产品以及电动汽车的掣肘，制约着人类创造力的发挥和生活中的美好体验。为此，每一次新型电池的出现都会被疯狂炒作，人们总是希望新的材料出现，打破当下的电池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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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摩托罗拉的第一部大哥大投放市场，售价两三万元，重量超过1公斤，是名副其实的砖头。除了往桌子上一放的那一刻很有气势，这款产品在很多地方都很鸡肋，当然在打架和拍核桃上的表现还是相当出色。

大哥大体积这么大是受到了电池的拖累，电池仓里的六节镍镉电池就占了手机一半的空间和重量。镍镉电池面世早，毛病也很明显，体积大，容量密度小，充电还很慢。第一代大哥大的通话时长只有20多分钟，而给这六节电池充满电需要10个小时。

关键是镍镉电池有严重的记忆效应，如果电量没用完就充电，会让电池容量下降，影响使用寿命。所以后来的锂电池即便没有了记忆效应，但被那个年代培育的用户都还牢记，把电量耗尽再充电是对一块电池最基本的尊重。

手机从大哥大到智能手机的变化 图/视觉中国

在最近二三十年，随着锂离子电池的出现，手机里使用的镍镉电池和后来的镍氢电池很快就被取代。一方面是因为锂电池轻薄小巧，另一方面是因为锂电池容量更大，能量密度更高，充电速度更快。自打采用了锂离子电池，手机的体积迅速小巧了起来，大哥大的砖头形象很快被留在了历史记忆中。再往后，女人已经可以把手机挂在胸前，男人则把手机放进了裤兜。

锂离子电池的祖师爷是一个叫古迪纳夫的美国人，英文名是Goodenough（足够好先生），而他的搭档叫怀斯曼，英文名是Wiseman（英明的男人）。不得不说，锂电池做得好不好，起个响亮的名字相当重要。

但把锂电池发扬光大的却是日本人。1992年，索尼率先实现了锂电池商业化，两年后，同是日本骄傲的松下也跟了上来，奠定了日企在锂电池技术上的江湖地位。索粉们禁不住哼起了“先有索尼后有天，大法在手虐神仙。”

中国锂电池事业的起步并不比日韩晚太多。而且在庞大的消费电子需求推动下，中国的锂电池行业得以一边赚钱一边发展壮大。

在世纪之交，国内出现了第一批锂离子电池生产企业，深圳有比亚迪和比克，东莞有ATL，天津有力神，并称中国锂电池“四巨头”。

力神是国内第一家正规锂电池厂。1997年底，当时的电子部十八所副所长秦兴才受命筹备，天津市政府召集了六家国有投资机构，投资了2亿元。这是国家任务，有“把电池技术产业化”的批示。

跟南方那些小打小闹的手工作坊不同，力神这支国家队一不缺钱二不缺人，一出生就成了国内投资规模最大、自动化程度最高的锂电池生产企业。当年，生产大本营同在天津的摩托罗拉给力神颁发产品证书和供应商证书时，部长市长同时出席，甚至力神有机会向时任副总理汇报。

秦兴才自感使命重大，找来了在十八所任职的加拿大华人毛焕宇。毛曾在加拿大的锂电池企业任职，做到了技术负责人的位置。有留洋背景又有产业技术的人才受到了热情欢迎。毛焕宇也不负众望，在力神做总工程师，生产出了国内第一批18650电池。

除了力神，其他三家都是民企，而民企的发展势头毫不逊色于国企。令人心酸的芯片行业同样如此，做得最好的不是国家队无锡华润，而是民企华为。所以说，毫不动摇地支持和鼓励民营经济发展，从始至今都是正确选择。

在秦兴才筹备力神时，蒙古草原长大的其鲁从日本辞职回国。他是高考恢复后第一批大学生，当时的第一志愿是内蒙古大学地质学，第二是物理学，第三是医学，结果都没被录上，最后被化学系招收。算上读书工作，其鲁在日本待了13年，做到日本一家正极材料厂的技术负责人。

当时李嘉诚的和记黄埔动过心思挖他过去，李超人打算动用5亿美金来做锂电池项目。中信集团则希望他去北京发展锂电事业，虽然中信没有李超人那么豪爽，也拿出了8500万元。钱多钱少倒是其次，其鲁想着北京离草原近，回家方便，最终在中信集团支持下做锂电池的商业化，顺道也在北大教书当教授。在2001年左右，中国就实现了锂电池正极材料的国产化。

电池人都有浓厚的桑梓情结，其鲁把中信投资的新公司命名为“盟固利”，和他老家内蒙古谐音，所以每次听到席慕容写的《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其鲁总是眼泛泪花。福建宁德人曾毓群更直接，把新公司取名为宁德时代（CATL）。

互联网人都玩虚的，虽然美团和今日头条给福建龙岩带去了这么大的名气，但王兴也就给家乡父老养了几只鸡，张一鸣也只是在龙岩扶持了一下自媒体。还是制造业实在，除了公司名字，曾毓群还把公司总部放在宁德，成了当地的纳税大户。从家乡受益的角度来看，十个王兴也顶不上一个曾毓群。

1989年，上海交大船舶工程系毕业的曾毓群在老家国企干了3个月就跑到东莞的电子厂当工程师。放弃铁饭碗是那一代有胆识知识分子的共同命题。十年后，原本要去深圳当总经理的曾毓群，被自己的前公司领导陈棠华、梁少康拦了下来，一起在香港注册成立新能源科技公司（ATL），拿到了250万美元风险投资，在东莞建厂，生产锂电池。

曾博士年轻有为，很早就展现出在电池领域的才华，31岁做到了电子厂最年轻的工程总监。包括后来创业，曾毓群去美国贝尔实验室买电池专利，但电池鼓包问题迟迟解决不了，还是他带队攻关，找到了新的电解液配方。这也让他拿下苹果iPod的电池订单，成功帮助ATL打入苹果手机供应链，后来ATL一直跟着iPhone喝酒吃肉，一路成长为中国最大的手机锂电池生产商。

如果说ATL的幸运星是苹果，比亚迪的大腿妥妥的就是摩托罗拉、诺基亚以及后来的国产手机品牌。

与盟固利这些海归创业不同。1995年，不到30岁的王传福已经是正儿八经的处级干部。王传福出身安徽穷苦人家，父母在他未成年时就双双离世，他由哥嫂扶持成才。贫苦的出身练就了他坚韧的性格。

待在体制内对于他这样的家庭是最理想的选择，但王传福丢下铁饭碗，在深圳布吉的冶金大院租了3层厂房，成立比亚迪公司，将日本国内不愿生产的镍镉电池转移到劳动力廉价的中国。

当时一条镍镉电池的自动化生产线要上千万元，王传福口袋里只有250万，还是表哥吕向阳借给他的创业资金。但人不会被尿憋死，王传福想了个土办法，用人工加自制设备替代自动化流水线，硬是拼出了一条电池生产线。当时，日本的一条自动化生产线不到20人，比亚迪的一条流水线坐着成百上千个工人，活生生把一门高科技生意做成了劳动密集型产业。

做电池跟北方人做花卷一个原理，需要把黑色粉体涂在极片上卷起来。所以比亚迪的工人下班后都跟刚挖完煤一样，手和脸全是黑的。但比亚迪简单粗暴的做法在一开始就获得了奇效，日本三洋每块锂电池的生产成本要4.9美元，比亚迪只需1.3美元。

比亚迪对锂电池生产模式的创新适应了国情。2000年，比亚迪获得摩托罗拉手机锂电池订单，两年后又拿下诺基亚的手机电池订单。价格一直是比亚迪崛起的关键，用现在雷军的话来说就是“极致性价比”。比亚迪卖的电池比别人便宜，后来代工手机比别人便宜，再后来卖的电动汽车也比别人便宜，所以比亚迪每进入一个新的市场，都闹得鸡飞狗跳。

但比亚迪的做法争议很大，包括后来造汽车也都是先模仿后复制。王传福说过一句很经典的话，“一种新产品的开发，实际上60％来自公开文献、30％来自现成样品，另外5％来自原材料等因素，自身的研究实际上只有5％左右。”

被妈祖托梦的郭台铭和他的富士康就吃过亏上过当。比亚迪在一穷二白时，为了建立起手机电池生产线，跑到富士康高薪挖人，前后400名技术人员跳槽去了比亚迪，建了一个与富士康极为相似的手机生产系统，气得郭台铭直跺脚。

得益于消费电子在中国市场的勃兴，中国锂电池“四巨头”跟着崛起，锂电池的竞争格局也发生了改变。日本一直引领锂电池的发展，但中国和韩国这两位后进生现在把日本这个老师傅打得晕头转向。中国人多，王传福买不起全套设备，就用人工替代机械手，价格便宜才是王道。韩国人少，没办法复制中国的套路，韩企干脆从日本买回来一套设备，研究明白了自己复制。

也是在20世纪最后几年，包括力神、比亚迪、中信国安，韩国的LG和三星，都跑日本挖人挖技术，这才有了后来日本锂电池产业向中韩转移。名声在外的三洋电机卖给了松下，索尼的锂电池业务卖给了村田制作所，尽管高端市场依然被日企把持，但仅就市场份额而言，消费类锂电池市场基本是韩国份额最大，中日齐平。